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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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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根本全世界都係脱殖獨立同民主化，
楊慕琦計劃亦係對應潮流，奈何香港人當時果性格同心態偏向低頭
楊慕琦計劃亦係對應潮流，奈何香港人當時果性格同心態偏向低頭
二戰後，根本全世界都係脱殖獨立同民主化，
楊慕琦計劃亦係對應潮流，奈何香港人當時果性格同心態偏向低頭
人地要搵食嘛
二戰後，根本全世界都係脱殖獨立同民主化，
楊慕琦計劃亦係對應潮流，奈何香港人當時果性格同心態偏向低頭
低乜頭。。。果陣社會不公嚴重，尤其存在洋人特權，工資問題引發罷工。
二戰前，
1922 年大罷工，五萬幾人參與，當中政府開槍死 5 人。
1925 省港大罷工，維持 16 月。皇仁 80% 高年級罷課，並離開香港上廣州。廣州沙面英法軍隊開槍打死 52 人。
1952 年 3 月 (young plan 被 bam 的年份)，親共人士迎接粵穗慰問團(九龍城火災)，期間發生暴亂。港英拒絕慰問團入境，驅逐工運人士出境。
67 暴動幾激唔駛講。
以前的人低頭。
67 和之前的人為左搵食先激。雖則大大小小都和大陸或共產黨有關相呼應，並有些變得"過激"(例如打外國人)，但社會不公是無容置疑。
67 前沒多少人覺得受到大陸或中共威脅吧，壓迫他們的只有港英政府。
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2014 年 12 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了極為嚴苛的規定(人大落閘)，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獲發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5][6]
工潮在5月4日開始惡化，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佔中)，又在工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Genzo 旗)。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圍政總)。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卻遭當局扣押[5]，並被控非法集會(黑警)。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指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楊光和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7]，而左派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5]。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黑警武力升級)，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雨傘，膠樽)。[8]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左派稱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9]；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5]。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千奇唔好搞出人命，唔好打頭))。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騷動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騷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攻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搗亂。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察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10]。
1967年4月(2014 年 12 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了極為嚴苛的規定(人大落閘)，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獲發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5][6]
工潮在5月4日開始惡化，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佔中)，又在工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Genzo 旗)。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圍政總)。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卻遭當局扣押[5]，並被控非法集會(黑警)。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指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楊光和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7]，而左派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5]。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黑警武力升級)，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雨傘，膠樽)。[8]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左派稱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9]；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5]。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千奇唔好搞出人命，唔好打頭))。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騷動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騷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攻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搗亂。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察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10]。
鬥委會成立及宣傳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英語：Sir Donald Hopson），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學聯要求)當日，有紅衞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10]。中國銀行亦在中環總行的屋頂裝上揚聲器，進行革命宣傳。
港督戴麟趾不為所動，在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10]。(段野好熟)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化零為整，爭普選鬥委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10]。同日，在大陸政府組織下，北京40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11]。(和平理性非暴力)
5月18日，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由於副總理兼外長陳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謝富治發表講話。除了譴責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12]
鬥委會在成立翌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呈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被抗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叫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佈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13]。
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港府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行動於是轉到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期間拱北行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播放歐西流行曲去鎮壓示威者。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並進一步惡化，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鎮壓。22日，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示威者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員及行駛中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讓警員疲於奔命(學聯學民突擊)，當局最後要在香港島區實施宵禁，是香港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
罷市，七名反英示威工人死難
輔政司 祁濟時在港督戴麟趾離港休假後宣誓署任護督的情況，他與何禮文（華民政務司、署理輔政司）和姬達（防衞司、港督特別助理、副輔政司(特別事務)）成為港府應對左派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渡輪，油麻地渡輪和九龍倉三個單位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同日廣州十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發了群眾遊行。[14]國際聲援
6月8日，港英當局防暴隊進入港英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424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於警署(![[shocking]](/face/hkg/shocking.gif)
七警唔好咁重手)。當日下午，防暴隊又到中華煤氣場，驅散示威工人，逮捕六十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難。次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港英當局搜查左派據點銀都戲院。6月10日，港英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任務人加入罷工的隊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英語：Sir Donald Hopson），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學聯要求)當日，有紅衞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10]。中國銀行亦在中環總行的屋頂裝上揚聲器，進行革命宣傳。
港督戴麟趾不為所動，在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10]。(段野好熟)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化零為整，爭普選鬥委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10]。同日，在大陸政府組織下，北京40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11]。(和平理性非暴力)
5月18日，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由於副總理兼外長陳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謝富治發表講話。除了譴責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12]
鬥委會在成立翌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呈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被抗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叫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佈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13]。
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港府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行動於是轉到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期間拱北行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播放歐西流行曲去鎮壓示威者。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並進一步惡化，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鎮壓。22日，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示威者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員及行駛中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讓警員疲於奔命(學聯學民突擊)，當局最後要在香港島區實施宵禁，是香港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
罷市，七名反英示威工人死難
輔政司 祁濟時在港督戴麟趾離港休假後宣誓署任護督的情況，他與何禮文（華民政務司、署理輔政司）和姬達（防衞司、港督特別助理、副輔政司(特別事務)）成為港府應對左派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渡輪，油麻地渡輪和九龍倉三個單位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同日廣州十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發了群眾遊行。[14]國際聲援
6月8日，港英當局防暴隊進入港英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424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於警署(
七警唔好咁重手)。當日下午，防暴隊又到中華煤氣場，驅散示威工人，逮捕六十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難。次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港英當局搜查左派據點銀都戲院。6月10日，港英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任務人加入罷工的隊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15]6月11日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七百艘漁船，共六千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突襲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六個工人，事後通緝七人。[16]
6月15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提最強烈抗議。6月18日，大陸試爆第一顆氫彈，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17]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里散發傳單與標語。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同日左派工人各界為「三烈士」(睬，邊三個)組成治喪委員會，要求港英當局交出三位烈士的遺體。[18][19]
6月23日晚，港英軍警到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鎮壓工人，衝突中拘捕七十餘人，工人鄧自強被槍擊致死，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死於警署。(黑撚到呢)
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萬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強硬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指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20]
6月25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在為三位烈士開追悼會時，防暴隊進入鎮壓，左派稱當場打死一名村民。[21]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港警襲擊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武裝鎮壓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黑到咁。。退飛得唔得呀)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6月29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價格一度上漲。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都掛出了「愛國烈士」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都是死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22]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聲稱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死難工人的「烈士家屬」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港英當局提出五項要求：,一、必須在一個星期內公布烈士死因(死因不明)；二、撥出永久墳場把烈士們安葬於同一個墳場內，並建築紀念碑；三、不得阻撓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烈士舉行葬禮的要求；四、交出並嚴懲殺人兇手；五、賠償一切損失。烈士家屬在會上指責港英當局不敢公布死因並企圖毀屍滅跡阻撓家屬領取烈士遺體進行安葬。同日，寶安縣集會遊行抗議港英當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後先到放菠蘿，但後世的人只會話放菠蘿。死左咁多件先， WFC。
佔中人士請剋制錫身，唔好重覆歷史。
6月15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提最強烈抗議。6月18日，大陸試爆第一顆氫彈，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17]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里散發傳單與標語。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同日左派工人各界為「三烈士」(睬，邊三個)組成治喪委員會，要求港英當局交出三位烈士的遺體。[18][19]
6月23日晚，港英軍警到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鎮壓工人，衝突中拘捕七十餘人，工人鄧自強被槍擊致死，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死於警署。(黑撚到呢)
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萬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強硬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指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20]
6月25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在為三位烈士開追悼會時，防暴隊進入鎮壓，左派稱當場打死一名村民。[21]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港警襲擊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武裝鎮壓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黑到咁。。退飛得唔得呀)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6月29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價格一度上漲。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都掛出了「愛國烈士」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都是死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22]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聲稱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死難工人的「烈士家屬」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港英當局提出五項要求：,一、必須在一個星期內公布烈士死因(死因不明)；二、撥出永久墳場把烈士們安葬於同一個墳場內，並建築紀念碑；三、不得阻撓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烈士舉行葬禮的要求；四、交出並嚴懲殺人兇手；五、賠償一切損失。烈士家屬在會上指責港英當局不敢公布死因並企圖毀屍滅跡阻撓家屬領取烈士遺體進行安葬。同日，寶安縣集會遊行抗議港英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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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先到放菠蘿，但後世的人只會話放菠蘿。死左咁多件先， WFC。
佔中人士請剋制錫身，唔好重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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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2014 年 12 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了極為嚴苛的規定(人大落閘)，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獲發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5][6]
工潮在5月4日開始惡化，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佔中)，又在工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Genzo 旗)。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圍政總)。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卻遭當局扣押[5]，並被控非法集會(黑警)。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指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楊光和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7]，而左派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5]。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黑警武力升級)，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雨傘，膠樽)。[8]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左派稱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9]；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5]。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千奇唔好搞出人命，唔好打頭))。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騷動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騷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攻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搗亂。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察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10]。
呢單嘢仲好似有個女工畀人輪姦
這一陣子甚麼魯平、陳佐洱，九七前的中共高幹突然紛紛於殖民地時期的記憶之中跑出來，對香港近期的「港獨」思潮大加訓斥。然而所指的「港獨」運動何者也？即是遊行中頻頻出現的英殖時期所謂的「龍獅」旗也。一時間前朝遺老對撼前朝遺旗，香港政治少有的出現一陣懷舊氣息。
不過自中共高層首次回應這股「龍獅」運動後，各自治論領袖皆立即表明自己非搞港獨，只是抗議中共殘踏一國兩制、反對自由行，或者維護高度自治云云也。而事實上香港有否港獨份子，這很難說得清。不過這股自治派之「壯大」，可以陳雲年前出版，以龍獅紋章為封面的《香港城邦論》為濫觴。然而陳雲又能否被奉為「自治之父」，又或者香港自治或獨立主張，又是否新思潮呢？翻查歷史，香港獨立呼聲早有人在，而當中表表者，則是六十年代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也。
百貨大亨邀葛督舌戰 多方政團促港府政改
馬文輝是澳州華僑馬應彪第四子。馬父曾襄助孫文的反清革命，一 九〇〇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先施。先施其後與大新、中華、永安並稱為香港四大華資百貨，生意遍及中國。馬文輝生於一九〇五年，早年為公司於英國當買手，因而認識不少英國政界如國會議員等人物，九一八事變後進一步受西方民主風氣影響，回港後推動論政。[1]
馬氏對香港公共事務之熱心，從其參與多個大小組織可窺一二，當中包括了香港大會堂副主席，香港業務體育協進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藝術節委員會秘書，香港大會堂委員會、香港音樂協會、香港明愛事業協會等。
馬氏涉觸政治，要從一九四九創立的香港中英學會（Sino-British Club of Hong Kong）開始。不同於今天的政商巨賈，當年的殖民地精英階層可是懂欣賞文化藝術，更連同一眾社會賢達、學者、專業人士籌建中英學會，促進各社群文化及社會關係，經常舉辦講座討論時事歷史或東方哲學、戲劇等文化藝術交流。當中音樂組便是香港管弦樂團前身。[2]
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港督楊慕琦首次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計劃。社會精英於中英學會的講座討論過後，馬文輝便加入大律師貝納祺（Brook Bernacchi）創立香港革新會（Reform Club of Hong Kong）推動政改。不同於革新會以洋人為主，馬文輝也另外創立了華人革新會，不過四九年大陸政局劇變後，親共派系迅速控制了會內領導權，此為後話。
但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之後，港府對政改態度也保守起來。葛量洪恐防民主選舉有利中共實行「和平演變」，又以港人政治冷感為由，否決政改計劃。馬文輝立時挑戰葛督，邀請他出席公開辯論，討論港人要否自治，惟葛督拒絕。[3] 馬文輝此時已經顯示挑戰權威的大膽和進取作風，奠定日後自治派領袖的地位。
葛量洪否決了楊慕琦計劃，只重新開放戰前市政局的兩個民選議席，革新會貝納祺參選以冀入建制推動政改，斷續連任超過四十年直至九五年讓位予鍾樹根為止。而馬文輝其時也參與籌建由教師會創辦人，喇沙書院校長加斯恩修士（Brother Brigant Cassian）領導的香港公民協會。以保守的教師會為主的公民協會採取較溫和路線投身市政局選舉，這兩個馬氏都有參與建立的組織自此到八十年代初為止仍是香港政界最主要的兩個半反對黨組織。
海德公園開議政風 自治政黨倡獨立論
然而馬文輝對參與這毫無實權的市政局「民主櫥窗」不屑一顧，他主理的聯合國香港協會，採取更激進、基層的路線。聯合國香港協會也是在中英學會討論聯合國的講座後成立的，目的是要推廣聯合國憲章中人權自由等價值，甚至殖民地獨立的呼籲。協會最著名的活動，非分別於每逢周日、周三五時於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廳的「海德公園講座」及「民意講座」莫屬。這個文化沙龍議題從時事政治、法律哲學到建築、文化、旅遊等包羅萬有，比今天的城市論壇更過於而無不及，目的是要仿效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辯論風氣，讓人民暢所欲言，就算在九四年馬氏故後，這個海德公園講座延續至今依然運作下去。
馬文輝的這個聯合國協會不僅是搞搞清談講座，也組織小販、徙置區居民等弱勢階層爭取權益。港府也一早盯上了這個不停於各政團游走的好事之徒，一九六〇年署任輔政司（相等今天政務司司長）的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4] ，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底政府宣佈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抗，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5]，當時這批「反對派」的一舉一動莫不離殖民地政府的眼皮底下。
六十年代是香港殖民統治陷入嚴重危機的時期，較溫和的革新、公民兩會早於六〇年已組織聯盟出使倫敦要求開放政治改革，可惜無功以還。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協會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6] 計劃書內容極為進取大膽，更前所未有的提出普選立法局，但馬文輝恐怕也萬萬料不到這訴求五十年後依然離港人遙遙無期。
六十年代全球出現的反殖反帝浪潮為香港的自治運動帶來極大鼓舞。五七年獨立的馬來亞、六〇年的塞浦路斯、六五年的新加坡都成為了馬文輝為首的自治獨立派參照對象。一九六三年，馬文輝以聯合國協會的會員基礎上建立了香港第一個以政黨命名的「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7] 自治黨也出產了不少激進人物，如英籍教師曾健士（K. Hopkin-Jenkins）炮轟任意審問及遞解出境的警權氾濫，使香港猶如「警察國家」，又稱戴麟趾應為最後一個英人港督，繼任的港督應當是一名香港人，由香港人民的政府推薦，女王任命。[8]
民主自治黨與大部份激進組織一樣，籌建之初已迅速分裂。馬文輝因常抨擊政府而被黨內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前國軍十六路軍將領孫寶剛又退黨另組香港民主社會黨，追隨四九年前大陸的中國民主社會黨「第三勢力」路線。不久後激進派鄧漢齊律師連同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不過自中共高層首次回應這股「龍獅」運動後，各自治論領袖皆立即表明自己非搞港獨，只是抗議中共殘踏一國兩制、反對自由行，或者維護高度自治云云也。而事實上香港有否港獨份子，這很難說得清。不過這股自治派之「壯大」，可以陳雲年前出版，以龍獅紋章為封面的《香港城邦論》為濫觴。然而陳雲又能否被奉為「自治之父」，又或者香港自治或獨立主張，又是否新思潮呢？翻查歷史，香港獨立呼聲早有人在，而當中表表者，則是六十年代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也。
百貨大亨邀葛督舌戰 多方政團促港府政改
馬文輝是澳州華僑馬應彪第四子。馬父曾襄助孫文的反清革命，一 九〇〇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先施。先施其後與大新、中華、永安並稱為香港四大華資百貨，生意遍及中國。馬文輝生於一九〇五年，早年為公司於英國當買手，因而認識不少英國政界如國會議員等人物，九一八事變後進一步受西方民主風氣影響，回港後推動論政。[1]
馬氏對香港公共事務之熱心，從其參與多個大小組織可窺一二，當中包括了香港大會堂副主席，香港業務體育協進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藝術節委員會秘書，香港大會堂委員會、香港音樂協會、香港明愛事業協會等。
馬氏涉觸政治，要從一九四九創立的香港中英學會（Sino-British Club of Hong Kong）開始。不同於今天的政商巨賈，當年的殖民地精英階層可是懂欣賞文化藝術，更連同一眾社會賢達、學者、專業人士籌建中英學會，促進各社群文化及社會關係，經常舉辦講座討論時事歷史或東方哲學、戲劇等文化藝術交流。當中音樂組便是香港管弦樂團前身。[2]
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港督楊慕琦首次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計劃。社會精英於中英學會的講座討論過後，馬文輝便加入大律師貝納祺（Brook Bernacchi）創立香港革新會（Reform Club of Hong Kong）推動政改。不同於革新會以洋人為主，馬文輝也另外創立了華人革新會，不過四九年大陸政局劇變後，親共派系迅速控制了會內領導權，此為後話。
但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之後，港府對政改態度也保守起來。葛量洪恐防民主選舉有利中共實行「和平演變」，又以港人政治冷感為由，否決政改計劃。馬文輝立時挑戰葛督，邀請他出席公開辯論，討論港人要否自治，惟葛督拒絕。[3] 馬文輝此時已經顯示挑戰權威的大膽和進取作風，奠定日後自治派領袖的地位。
葛量洪否決了楊慕琦計劃，只重新開放戰前市政局的兩個民選議席，革新會貝納祺參選以冀入建制推動政改，斷續連任超過四十年直至九五年讓位予鍾樹根為止。而馬文輝其時也參與籌建由教師會創辦人，喇沙書院校長加斯恩修士（Brother Brigant Cassian）領導的香港公民協會。以保守的教師會為主的公民協會採取較溫和路線投身市政局選舉，這兩個馬氏都有參與建立的組織自此到八十年代初為止仍是香港政界最主要的兩個半反對黨組織。
海德公園開議政風 自治政黨倡獨立論
然而馬文輝對參與這毫無實權的市政局「民主櫥窗」不屑一顧，他主理的聯合國香港協會，採取更激進、基層的路線。聯合國香港協會也是在中英學會討論聯合國的講座後成立的，目的是要推廣聯合國憲章中人權自由等價值，甚至殖民地獨立的呼籲。協會最著名的活動，非分別於每逢周日、周三五時於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廳的「海德公園講座」及「民意講座」莫屬。這個文化沙龍議題從時事政治、法律哲學到建築、文化、旅遊等包羅萬有，比今天的城市論壇更過於而無不及，目的是要仿效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辯論風氣，讓人民暢所欲言，就算在九四年馬氏故後，這個海德公園講座延續至今依然運作下去。
馬文輝的這個聯合國協會不僅是搞搞清談講座，也組織小販、徙置區居民等弱勢階層爭取權益。港府也一早盯上了這個不停於各政團游走的好事之徒，一九六〇年署任輔政司（相等今天政務司司長）的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4] ，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底政府宣佈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抗，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5]，當時這批「反對派」的一舉一動莫不離殖民地政府的眼皮底下。
六十年代是香港殖民統治陷入嚴重危機的時期，較溫和的革新、公民兩會早於六〇年已組織聯盟出使倫敦要求開放政治改革，可惜無功以還。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協會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6] 計劃書內容極為進取大膽，更前所未有的提出普選立法局，但馬文輝恐怕也萬萬料不到這訴求五十年後依然離港人遙遙無期。
六十年代全球出現的反殖反帝浪潮為香港的自治運動帶來極大鼓舞。五七年獨立的馬來亞、六〇年的塞浦路斯、六五年的新加坡都成為了馬文輝為首的自治獨立派參照對象。一九六三年，馬文輝以聯合國協會的會員基礎上建立了香港第一個以政黨命名的「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7] 自治黨也出產了不少激進人物，如英籍教師曾健士（K. Hopkin-Jenkins）炮轟任意審問及遞解出境的警權氾濫，使香港猶如「警察國家」，又稱戴麟趾應為最後一個英人港督，繼任的港督應當是一名香港人，由香港人民的政府推薦，女王任命。[8]
民主自治黨與大部份激進組織一樣，籌建之初已迅速分裂。馬文輝因常抨擊政府而被黨內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前國軍十六路軍將領孫寶剛又退黨另組香港民主社會黨，追隨四九年前大陸的中國民主社會黨「第三勢力」路線。不久後激進派鄧漢齊律師連同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葉錫恩赴英告御狀 蘇守忠絕食掀騷亂
馬文輝又支持同屬聯合國協會的葉錫恩出使英國促政改。一九六六年，以扶助最弱勢，最敢言見稱的人權先鋒市政局議員葉錫恩高姿態現身英國政界，與香港大律師梁永濂合作，先後與殖民地大臣、多位國會議員會面，抨擊香港警察如何以遞解出境法恫嚇異見人士，貪污瀆職、司法不公、財閥壟斷等問題，促請英廷設立委員會調查港府，改革司法制度，以及開放立法局民選議席。她又以英女王日前的國會演說中「協助餘下殖民地的人民達至獨立或其自由選擇的主權地位」要求英廷遵守承諾，給予香港自治。[1] 葉錫恩在倫敦的最重要盟友為工黨國會議員藍堅（John Rankin）。藍堅一直熱心香港事務，更曾來港出席民社黨的成立典禮，又參加過香港工黨的大會。他於國會辯論中批評港府為「獨裁政權」，人民面對住屋、飲食等各種困難時求助無門，又指香港身為英聯邦一員，應享有選舉立法局議員的權利。[2]
葉錫恩赴倫敦前一夜，便是與馬文輝商討訪英之旅的部署。而馬氏也在港發動了一場「壹圓運動」，以一人一元方式支持葉氏在英國的食宿費，藉此引起迴響。當中以受盡警察敲詐壓迫的小販熱心參與，便助運動短短半個月內已籌得一萬元。香港各大政團也紛紛表態支持葉錫恩行動，令葉氏的訪英之旅風頭更加一時無倆。
然而正值葉錫恩訪英行動，天星小輪加價騷亂卻惹起保守派對葉氏的反撲。一九六五年底天星小輪在經濟一片蕭條之下宣佈加價，惹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對。六六年四月四日，青年蘇守忠隻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黑衣上書寫「支持葉錫恩」、「絕食反加價潮」等字句，其後又有盧麒和其他青年相繼加入。其後蘇守忠被捕，盧麒於九龍發起遊行，第一天的和平示威卻在翌夜起演變成連夜打砸搶燒的大型騷亂。一名叫鄭潤祥的途人被警方打死，一千多人被捕，絕大部份為青年。由於葉氏反對天星加價最力，親政府的保守報章如《南華早報》者藉此大肆攻擊葉錫恩，更有將事件冠以「葉錫恩暴動」之名。馬文輝為保蘇守忠，也計劃發起另一場「壹圓運動」聲援蘇，惟蘇父以不想公眾浪費金錢而婉拒。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於五月五日召開聆訊，盧麒與不少青年爆出遭警方毒打，逼使他簽字承認收了葉錫恩錢策動騷亂，並指控警方栽贓誣陷，屈打成招。葉氏與警方的恩怨早在葉氏經常揭露警察貪污而起，而葉氏返港後出席聆訊則被主控官多番質問以致淚灑公堂。盧麒在聆訊前夕於元朗竟被控以「企圖偷單車」為名重判四個月，出獄後更被發現吊死於牛頭角佐敦谷徙置大廈寓所內。有傳盧氏被發現死亡時是跪着的，與李旺陽直立上吊離奇事件雷同。蘇守忠、葉錫恩、馬文輝都質疑盧麒死因，並為他舉行公祭。
不過盧麒死時的確留下了遺書，當寫下「今次盧麒非死不可了。難以傳奇性的絕處重生了，怎麼辦呢？飯又難找吃，當局又說我不適應此社會」、「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心靈的創傷，直至永遠？還是短暫的？」、「風雨無情，落花滿地驚春夢；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等字句。這切實代表了當時佔香港人口過半的一整代青年沒有前路，沒有身份的困境。藍堅早於英國國會指騷亂是因香港普羅大眾面對生活困難，無處申訴的普遍挫敗感而起[3]，而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也指出參與事件的大部份為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差的青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盧麒的「無主孤魂」之言，正如馬文輝其後所說，香港的華人並不為大陸或台灣的中國政府接受，是無國家身份也是無可識別的。他認為港人因此應該生於斯長於斯，而且死於斯，要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4] 馬氏之言恐怕是香港政治史上最具獨立意味的身份論述。
民主回歸成主流 自治獨立留迷思
然而自治運動的歷程是艱鉅的。七十年代的三大自治政黨，皆突破不了不過千人的微型黨組織。工黨在六十年代發動了多場示威，卻由於人數不足而被報章譏為「示弱」，於七二年停止運作。民社黨縱然有調景嶺的右派支持，也由於經費不足而把機關報《新社會》停辦。但此不限於激進的自治政黨，就算是兩年一度的市政局選舉，投票率也是持續偏低，這正如當年葛量洪為首的保守派所言，政治冷感的港人對民主選舉不感興趣。而溫和派如貝納祺也指香港受強鄰包圍的環境，獨立自治是脫離現實的。
在中環天星碼頭戴着一副深黑色眼鏡，反穿一件黑絲綢襯裡的校褸，上面用白油漆上示威標語：左臂寫上「democracy」，右臂寫着「支持葉錫恩」，背部上半部寫上「Hail Elsie、絕飲食、反加價潮」、下面寫上「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rises」。他聲稱會堅持絕食，「直至撤銷天星加價，或者至餓暈為止 。」他拒絶向記者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叫蘇守忠。（來源：香港倒後鏡）
而且打從七十年代開始，那群天星碼頭的「迷失一代」羽翼漸豐，投身新一浪社會運動的不計其數，接替了戰前出生垂垂老矣的老一輩。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展開，港府自此積極推行政改，引入代議政制，大批論政團體湧現投身各級選舉。但這一批「新民主運動」的旗手，居然跟八十年代前的民運完完全全割裂。似乎凡論及六十年代的政治社會，總以國共陣營對立簡單的一筆劃過，三個自治政黨的歷史竟不留半點痕跡，工黨之名甚至成為二手貨被循環再用，革新會也消聲匿跡，公民協會則淪為寂寂無名，而享負盛名的葉錫恩立場轉趨保守後於選舉中兩負予司徒華，馬文輝的名字更加徹底湮沒於香港的民主史上。
八十年代香港踏入從殖民地過渡到特區的時期，「民主回歸」的新宣言雖然也取代了六十年代「民主自治」的舊綱領，不過當年的高山大會也只不過是一千人參與的小型運動，港人真正要從政治冷感走出來，則要數到八九年港人以「愛國民主」為號支援北京學生運動，締造了一百五十萬遊行人數的歷史紀錄。
馬文輝的自治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且更被新世代的民運人士徹底取代，這是否意味香港獨立自治之路終究行不通？馬氏身處的年代正值世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全球社會運動最活躍的時代，香港政府管治不善而且社會極為窮困，還有大陸陷入前所未有的瘋狂群眾運動當中，爭取獨立自治依然是遙不可及，環顧今天國際環境、香港社會、大陸局勢又如何促成新一股獨立自治運動？而且於鄧小平對港人承諾內，當年馬氏等人的自治主張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已寫在《基本法》內，今天的自治派除了像民主派以外要求北京落實承諾外，如何於民主派或《基本法》以外要求更高的所謂「自治」地位呢？第三便是身份認同之問題，香港民主運動壯大於「愛國民主」的基礎上，而盧麒的「失掉了母國的倚靠」以及馬文輝的港人「無國家身份也是無可識別」的身份問題，似乎都在九七後紓解了。七十年代起萌芽的本土意識也不一定非要與國族身份互相排斥。除此以外， 馬氏當年的自治運動以聯合國憲章精神以及民主人權等普世原則為道德基礎，跟現今的「龍獅」運動以宣揚大陸人惡習引人起厭惡情緒，包裝之下只不過是本土主義（nativism）的排外民粹完全相反，這種「自治」何以建立聲望？
今天要求所謂自治的一眾代表「龍獅」人物嘗未明言要獨立，馬文輝早於六十年代已建黨爭取，而且他的民主政綱更加是極為的進取，普選立法局的要求至今尚未能達成。馬氏除了是真真正正自治獨立的行動派，更加是當年各大小政團的創始人、公民議政的推手、扶助弱勢的參與者，以及殖民政府的眼中釘。然而香港走了半世紀，似乎又重新踏上「自治」的這條道路。香港政府今天面對貧窮人口、財閥壟斷、貪污重現、青年問題、政改紛爭等，竟然與六十年代面對的管治危機極為相似。馬文輝與六十年代的故事，對今天的施政者還是抗爭者而言以至整個社會其實都極富意義。
馬文輝又支持同屬聯合國協會的葉錫恩出使英國促政改。一九六六年，以扶助最弱勢，最敢言見稱的人權先鋒市政局議員葉錫恩高姿態現身英國政界，與香港大律師梁永濂合作，先後與殖民地大臣、多位國會議員會面，抨擊香港警察如何以遞解出境法恫嚇異見人士，貪污瀆職、司法不公、財閥壟斷等問題，促請英廷設立委員會調查港府，改革司法制度，以及開放立法局民選議席。她又以英女王日前的國會演說中「協助餘下殖民地的人民達至獨立或其自由選擇的主權地位」要求英廷遵守承諾，給予香港自治。[1] 葉錫恩在倫敦的最重要盟友為工黨國會議員藍堅（John Rankin）。藍堅一直熱心香港事務，更曾來港出席民社黨的成立典禮，又參加過香港工黨的大會。他於國會辯論中批評港府為「獨裁政權」，人民面對住屋、飲食等各種困難時求助無門，又指香港身為英聯邦一員，應享有選舉立法局議員的權利。[2]
葉錫恩赴倫敦前一夜，便是與馬文輝商討訪英之旅的部署。而馬氏也在港發動了一場「壹圓運動」，以一人一元方式支持葉氏在英國的食宿費，藉此引起迴響。當中以受盡警察敲詐壓迫的小販熱心參與，便助運動短短半個月內已籌得一萬元。香港各大政團也紛紛表態支持葉錫恩行動，令葉氏的訪英之旅風頭更加一時無倆。
然而正值葉錫恩訪英行動，天星小輪加價騷亂卻惹起保守派對葉氏的反撲。一九六五年底天星小輪在經濟一片蕭條之下宣佈加價，惹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對。六六年四月四日，青年蘇守忠隻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黑衣上書寫「支持葉錫恩」、「絕食反加價潮」等字句，其後又有盧麒和其他青年相繼加入。其後蘇守忠被捕，盧麒於九龍發起遊行，第一天的和平示威卻在翌夜起演變成連夜打砸搶燒的大型騷亂。一名叫鄭潤祥的途人被警方打死，一千多人被捕，絕大部份為青年。由於葉氏反對天星加價最力，親政府的保守報章如《南華早報》者藉此大肆攻擊葉錫恩，更有將事件冠以「葉錫恩暴動」之名。馬文輝為保蘇守忠，也計劃發起另一場「壹圓運動」聲援蘇，惟蘇父以不想公眾浪費金錢而婉拒。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於五月五日召開聆訊，盧麒與不少青年爆出遭警方毒打，逼使他簽字承認收了葉錫恩錢策動騷亂，並指控警方栽贓誣陷，屈打成招。葉氏與警方的恩怨早在葉氏經常揭露警察貪污而起，而葉氏返港後出席聆訊則被主控官多番質問以致淚灑公堂。盧麒在聆訊前夕於元朗竟被控以「企圖偷單車」為名重判四個月，出獄後更被發現吊死於牛頭角佐敦谷徙置大廈寓所內。有傳盧氏被發現死亡時是跪着的，與李旺陽直立上吊離奇事件雷同。蘇守忠、葉錫恩、馬文輝都質疑盧麒死因，並為他舉行公祭。
不過盧麒死時的確留下了遺書，當寫下「今次盧麒非死不可了。難以傳奇性的絕處重生了，怎麼辦呢？飯又難找吃，當局又說我不適應此社會」、「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心靈的創傷，直至永遠？還是短暫的？」、「風雨無情，落花滿地驚春夢；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等字句。這切實代表了當時佔香港人口過半的一整代青年沒有前路，沒有身份的困境。藍堅早於英國國會指騷亂是因香港普羅大眾面對生活困難，無處申訴的普遍挫敗感而起[3]，而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也指出參與事件的大部份為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差的青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盧麒的「無主孤魂」之言，正如馬文輝其後所說，香港的華人並不為大陸或台灣的中國政府接受，是無國家身份也是無可識別的。他認為港人因此應該生於斯長於斯，而且死於斯，要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4] 馬氏之言恐怕是香港政治史上最具獨立意味的身份論述。
民主回歸成主流 自治獨立留迷思
然而自治運動的歷程是艱鉅的。七十年代的三大自治政黨，皆突破不了不過千人的微型黨組織。工黨在六十年代發動了多場示威，卻由於人數不足而被報章譏為「示弱」，於七二年停止運作。民社黨縱然有調景嶺的右派支持，也由於經費不足而把機關報《新社會》停辦。但此不限於激進的自治政黨，就算是兩年一度的市政局選舉，投票率也是持續偏低，這正如當年葛量洪為首的保守派所言，政治冷感的港人對民主選舉不感興趣。而溫和派如貝納祺也指香港受強鄰包圍的環境，獨立自治是脫離現實的。
在中環天星碼頭戴着一副深黑色眼鏡，反穿一件黑絲綢襯裡的校褸，上面用白油漆上示威標語：左臂寫上「democracy」，右臂寫着「支持葉錫恩」，背部上半部寫上「Hail Elsie、絕飲食、反加價潮」、下面寫上「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rises」。他聲稱會堅持絕食，「直至撤銷天星加價，或者至餓暈為止 。」他拒絶向記者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叫蘇守忠。（來源：香港倒後鏡）
而且打從七十年代開始，那群天星碼頭的「迷失一代」羽翼漸豐，投身新一浪社會運動的不計其數，接替了戰前出生垂垂老矣的老一輩。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展開，港府自此積極推行政改，引入代議政制，大批論政團體湧現投身各級選舉。但這一批「新民主運動」的旗手，居然跟八十年代前的民運完完全全割裂。似乎凡論及六十年代的政治社會，總以國共陣營對立簡單的一筆劃過，三個自治政黨的歷史竟不留半點痕跡，工黨之名甚至成為二手貨被循環再用，革新會也消聲匿跡，公民協會則淪為寂寂無名，而享負盛名的葉錫恩立場轉趨保守後於選舉中兩負予司徒華，馬文輝的名字更加徹底湮沒於香港的民主史上。
八十年代香港踏入從殖民地過渡到特區的時期，「民主回歸」的新宣言雖然也取代了六十年代「民主自治」的舊綱領，不過當年的高山大會也只不過是一千人參與的小型運動，港人真正要從政治冷感走出來，則要數到八九年港人以「愛國民主」為號支援北京學生運動，締造了一百五十萬遊行人數的歷史紀錄。
馬文輝的自治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且更被新世代的民運人士徹底取代，這是否意味香港獨立自治之路終究行不通？馬氏身處的年代正值世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全球社會運動最活躍的時代，香港政府管治不善而且社會極為窮困，還有大陸陷入前所未有的瘋狂群眾運動當中，爭取獨立自治依然是遙不可及，環顧今天國際環境、香港社會、大陸局勢又如何促成新一股獨立自治運動？而且於鄧小平對港人承諾內，當年馬氏等人的自治主張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已寫在《基本法》內，今天的自治派除了像民主派以外要求北京落實承諾外，如何於民主派或《基本法》以外要求更高的所謂「自治」地位呢？第三便是身份認同之問題，香港民主運動壯大於「愛國民主」的基礎上，而盧麒的「失掉了母國的倚靠」以及馬文輝的港人「無國家身份也是無可識別」的身份問題，似乎都在九七後紓解了。七十年代起萌芽的本土意識也不一定非要與國族身份互相排斥。除此以外， 馬氏當年的自治運動以聯合國憲章精神以及民主人權等普世原則為道德基礎，跟現今的「龍獅」運動以宣揚大陸人惡習引人起厭惡情緒，包裝之下只不過是本土主義（nativism）的排外民粹完全相反，這種「自治」何以建立聲望？
今天要求所謂自治的一眾代表「龍獅」人物嘗未明言要獨立，馬文輝早於六十年代已建黨爭取，而且他的民主政綱更加是極為的進取，普選立法局的要求至今尚未能達成。馬氏除了是真真正正自治獨立的行動派，更加是當年各大小政團的創始人、公民議政的推手、扶助弱勢的參與者，以及殖民政府的眼中釘。然而香港走了半世紀，似乎又重新踏上「自治」的這條道路。香港政府今天面對貧窮人口、財閥壟斷、貪污重現、青年問題、政改紛爭等，竟然與六十年代面對的管治危機極為相似。馬文輝與六十年代的故事，對今天的施政者還是抗爭者而言以至整個社會其實都極富意義。
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2014 年 12 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了極為嚴苛的規定(人大落閘)，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獲發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5][6]
工潮在5月4日開始惡化，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佔中)，又在工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Genzo 旗)。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圍政總)。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卻遭當局扣押[5]，並被控非法集會(黑警)。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指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楊光和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7]，而左派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5]。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黑警武力升級)，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雨傘，膠樽)。[8]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左派稱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9]；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5]。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千奇唔好搞出人命，唔好打頭))。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騷動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騷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攻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搗亂。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察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10]。
呢單嘢仲好似有個女工畀人輪姦
畀乜人輪?
睇見馬文輝，以為係講革馬文班友 ![[sosad]](/face/hkg/sosad.gif)
![[369]](/face/hkg/369.gif)
又上水
包容撚問題
人哋唔係咁諗，次次都重手到咩咁
佢哋唔識痛定係道德肛環
包容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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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唔識痛定係道德肛環
對號入座請隨便。但若人家說對了還需要你包容，則是極其可笑。你應該係低聲下氣叫我唔好咁激下嘛?
切忌偏聽。100 句選擇自己喜歡的 99 句歌頌港英殖民地，而 source 都是被洗了腦的(或是有奶便是娘那種)，連戴卓爾夫人都未見過就當正人神咁拜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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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講就冇用，呢啲說話留返同膠登班包容撚講。加上我又唔係話緊你。
我係講緊班膠登包容撚雙重標準，日日屌左膠但上到嚟做同一樣嘢
屌錯人喇你
包容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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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埋膠登班包容撚呢真係好撚蠢
俾人屌到鬆哂都係咁款都未識驚仲耍懶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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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快打錯字SORRY
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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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個 post "又上水"的嫌疑人唔係好多，咁究竟你係講緊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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