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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極長] 粵語vs普通話 古文對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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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vs普通話 古文對口語[/size=6]
2014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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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和「普通話」的紛爭,早在近一百年前已經埋下了火種。
起源是一場相當愚蠢的「五四運動」:「五四」除了政治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還附加了「廢除文言」的一場「白話文運動」──一批二三十歲、學問和做人都還沒通澈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語文,只知其一、不識其二的胡亂「革命」,這才埋下了計時炸彈。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最愚蠢的口號,是「我手寫我口」。胡適、錢玄同,都不是廣東人,對廣府話毫無認識。他們以為,白話文與文言是必然對立的,而不知道在廣府話裏,「文白」早融為一體,寫在紙上的文字,與在嘴巴說出來的語言,沒有什麼差別。
譬如,今天的廣府話,還可以用嘴巴說:「內子擅於烹飪」──這句話可以寫出來,也可以在會話寒暄時說出來。但是在普通話裏,「內子擅於烹飪」,不是「口語」,非要「白話化」成「我太太擅長燒菜」。
廣州話講「內子」,但是在大陸,經歷了毛式「文革」,語文遭到摧毀,先流行「我愛人」,繼而說「我夫人」,而「內子」、「犬兒」、「尊翁」,皆可是文言,也是口語,用在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香港,直到今日。
「五四」中人的「我手寫我口」,另有一個問題:是寫誰的口?廣東話的「手」和「口」,差別很微,連農夫和傭人,出口也有儒家的禮教,但如果「我手寫我口」的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的流氓,而如果流氓當道,文化腐壞,「我手寫我口」即導致中文的急速腐敗。
「五四運動」是一場幼稚而偏激的「革命」,在現代人類史上,沒有地位,由其中的「廢除文言」即可見其可笑。文言與白話,在廣州話裏並不排斥,早已共融,不懂廣東話的胡適及其同夥,卻一葉蔽目地胡亂「改革」,其後又以行政手段鞏立「國語」地位。民國時代,本來你講你的,我說我的,到了今日,又別有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大一統政治。「五四」之為禍中國人三代,今日看來,令人失笑。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北方的民歌,像「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南泥灣」、「黃河大合唱」,由郭蘭英、王昆這類腔調唱出來,跟南方的音樂,像「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的鄧麗君相比,便知梁啟超結論之準確。
一九七九年,大陸剛「改革」,鄧麗君即瘋魔全國,因為大陸平民在三十年的革命粗獷的北腔轟炸之後,忽然聽見鄧麗君情懷陰柔的南調,有如貧瘠的黃土地,忽然新綠了一層甘霖。
南北中國的建築,風格也因地貌之不同而大異。「世說新語」說:中原北方,因「暢通無阻」,建築物簡樸;江左南岸,「紆餘曲折」,所以庭院幽深。
華北平原一望而平坦,所以北方話詞彙少;華南多丘陵山嶺,所以粵語的花樣多。只飲食一項,北方只有煮、炒、蒸、炸、涮,廣東還加上炆、燴、烚、焗。如果以「普通話大一統」,取代粵語,則不如連廣東菜也一併取締,因為炆、燉、燴、烚、焗,普通話唸不出來,大陸既然推廣普通話,沒有理由也不強令廣東人不要再炆、燉,「統一」吃麵條和包子?

中華民國教育部長蔣夢麟,做過北京大學校長。蔣中正先生北伐成功,邀請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蔣夢麟做教育部長。
蔣夢麟的名著「西潮」,講西方文明對中國知識份子的衝擊,尤其目睹上海所謂「帝國主義」的英法租界,言論特別自由:「政治犯和激烈份子在租界裏討論,發表他們的見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時,情形足與希臘的城邦比美。」
蔣夢麟留學英國,而且書讀得中西通澈,對於所謂「帝國主義租界」,看到了優越的一面。蔣中正總統委任這位浙江同鄉主掌教育,很有眼光。
蔣夢麟當了教育部長,再延聘劉大白做副部長,也有眼光。劉大白很有詩藝的才華,用白話寫新詩固然好,譬如有一首「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只是緩緩地、輕輕地,很仔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這信裏面,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但是劉大白宜古宜今,還可以寫律詩,讀紅樓夢有心得:
「花謝春成劫,風流夢忽醒。有情方許讀,無字不通靈。悟境參虛白,奇書亦汗青。美人香草意,俚語續騷經。」
今天很難相信,兩詩出自同一人手筆,這不是「人格分裂」,而是英文說的Versatility。劉大白的新詩,影響了民國時代的音樂,填詞人陳蝶衣和許多國語歌曲,歌詞都有劉大白的風格痕跡。
這是中文尚未腐爛的時代,因為到中華民國為止,中國還有一個階層,叫做「士林」。「士林」有數不清的飽學鴻才之士:胡適、陳寅恪、宗白華、趙元任、傅斯年、他們都以崇高的品格為中國貢獻心力。無論北洋政府還是蔣中正先生,對於士林,心懷尊重,所以那時的中文,品質尚好。
今天的香港下一代,最好先學好英文,民國風格的中文次之,至於當代滿紙的「方方面面」、「吸眼球」、「打造工程上馬」,以及浮誇抽象的政治詞彙,令人越看越蠢的,不是中文,是強國文,跟強國爭好處、做生意,才要學

剛開馬年,特府的教育局長因為粵語和「普通話」教學問題,又給罵了一通。
教育局長不是普通的職位,坐在這個位子上的人,不可以只靠上面的指令辦事,對社會要有抱負,對下一代的教育有一套信仰。但梁班子請不到有本事的人,行政會議尚且阿三阿四,更別說教育局長。
中國人社會的不斷退步,其中一個特徵,是六十年來,沒有一個像樣而能令人記得住的教育部長。
在這個國家還沒有腐壞的時候,教育部長多響噹噹的人物,譬如民國時代的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皆是士林中的君子。
教育部長還要禮聘才德兼善的人才。蔣夢麟想請劉大白當教育部次長。蔣夢麟憶述:
「劉大白先生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在當時不多見。一九二八年,我回浙江任教育當局,我把他從復旦拉了出來,任我的秘書。我對他請求很直率:『大白,有人不敢請教你,有人不配請教你,我也敢,也配,你來不來?』他的答覆一樣直率,只一個字:『來!』後來我到教育部承乏部長,稍遲,他也被任為次長,在浙在京,他對我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劉大白是中國詩文學先驅。當年中國因「五四」運動,陷入「文白之爭」,到底是不是推行白話文、廢文言文?劉大白的詩,融合文言和白話的優點,胡適和梁啟超,公認上乘。劉大白有一詩「明知」:
「明知今夜月如鈎,怕倚樓頭,卻立湖頭。
湖心月影正沉浮,算不抬頭,總要低頭。
不如歸去獨登樓,夢做因頭,恨數從頭。
胸中容得幾多愁,填滿心頭,擠上眉頭。」
蔣劉共掌民國早年的教育局,教出了許多善良和兼通的中國知識份子,這是中國從前的「佳釀年代」(Vintage Years)。蔣夢麟當天是這樣請「副局長」的,比起今日特區班子司局長請「副手」之尷尬與空白,今天這個時代,真丟人現眼唷。

香港特區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普通話教學」,以實現全面取締粵語。
中國仇恨粵語,有強烈的政治理由。史上粵人以叛逆作反稱著,顛覆大清中國的逆賊孫中山、汪精衛、洪秀全,皆是廣東人。清末一干遺民有四處籌組「義軍」,企圖反清復明者,還有一個屈大均,也是廣東人。屈大均不愛大清國,但熱愛廣東,曾遊歷粵省,將廣東有什麼好玩的山水,何等奇趣的習俗,什麼好吃的東西,寫成一冊筆記「廣東新語」。
蔣中正是浙江人,用人一向不喜粵籍,連同廣西與雲南,國軍的粵系桂系,像薛岳、張發奎、李漢魂、白崇禧、李宗仁,蔣氏一向視同異類。兩廣與雲南一樣,有山嶺屏障的天險,雲南的龍雲和盧漢,亦與蔣有暗隙。蔣介石不喜南方人,在心理上,還有汪精衛和廖仲愷這兩個廣東人,一度是廣東人孫中山的嫡系門生。廣東人是中華民國之母,江浙人繼承了政權,大概有幾分心虛,汪兆銘想做主席,多少也有幾分為廣東人復辟的意思。
毛澤東更厭惡廣東人,手下將軍除了一個梅縣客家葉劍英,無一是粵籍。廣東人葉劍英果然反骨,「文革」期間帶着一伙將領「大鬧懷仁堂」,是為「二月逆流」。毛澤東對葉劍英只解除兵權,因為葉劍英本來在張國燾名下,張國燾出走時,葉劍英密報毛澤東,救了毛澤東一命,毛澤東留下葉劍英這條命,事實證明,犯下大錯,死後就是這個廣東人慫恿華國鋒,活捉了江青,廢掉了毛主席的接班大計。
有此歷史因由,粵人既是心腹大患,中國絕不可能容許粵語及其文化流傳,不滅粵,必為粵滅。這一點絕不是什麼「平機會」處理得了的。
不過吳克儉想廢廣東話,在香港也很困難。首先,「基本法」規定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粵語就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此外提倡講「普通話」,特府梁班子應該帶頭:梁振英讀「施政報告」,曾財爺讀預算案,今年起應改以「普通話」讀出,然後立法會再由民建聯帶頭,以普通話和應,工商界的議員跟隨,將堅持說粵語的泛民孤立起來。不如此,所謂普通話,不可能推廣,但一這樣做,必演變成一場戰爭,不過梁班子最好鬥,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全面開戰,也很好


未完
差好好好...多
Good36Bad2
2016/03/07, 6:05:20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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