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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從魏德聖電影視野,遠眺台灣民主光輝
http://www.localpresshk.com/2016/10/wei-te-sheng/《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網站,十月十二日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台灣的新多元文化認同」(Taiwan’s New Multicultural Identity),內容讚譽台灣是亞洲的最佳希望。以民主為例,這個國家於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後,一九九一年推出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則在隨後的一九九六年展開。這三次改革,無疑扮演台灣改革的重大功績;台灣與亞洲的其他民主國家相較而言,實勝之有餘,例如日本長期以來多半處於單一政黨自民黨執政狀態;擁有活力的印度,其民主機制,似乎仍呈現永遠凌亂。其餘多數亞洲國家,仍未實施全面性的代議民主,星加坡亦然。值此擴張主義的獨裁中國,日愈對台虎視眈眈之際,台灣民主就像「亞洲寶石」一般,更加值得珍視。台灣的成就,不只限於民主政治,其文化成就亦斐然可觀。今茲以導演魏德勝的電影為例。



現年四十七歲的魏德聖,於二零零八年推出轟動成名作品《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在台灣得到五億多元的票房。二零一一年推出的《賽德克‧巴萊,英文名字:彩虹戰士Warriors of the Rainbow》,是台灣電影史上鉅作,贏得年度金馬獎的最佳影片,以及多個獎項;也在意大利威尼斯影展,榮獲最佳外語片。這部長達四小時三十分的史詩電影,締造八億多元的票房紀錄。這兩部電影,也都獲得美國奧斯卡外語片提名。魏德勝二零一四年監製編劇(導演為馬志翔)的另一部電影名叫《KANO》(嘉農),背景設在殖民地時代的台灣,兩年前推出時,亦造成轟動。

魏德聖的上述三部電影,為台灣電影重新開創新紀元;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導演侯孝賢、柯一正等人,率先開創「台灣新浪潮」,其後失去推進動力,台灣國片在二零零六年跌落至前景堪虞的站電影總票房的百分之一點六;到了二零零八的《海角七號》,卻讓國片票房重新站起來,推升至百分之十二點一票房。


電影的多語性

專文作者希勒‧懷達(HIRO AIDA)指出,從外國人眼光而言,魏德聖作品的絕妙之一,在於其「多語性」展現。以《海角七號》這部突破性的羅曼史電影為例,其開場就以日本男性的日語發音誦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寫給其台灣愛人的信件。其後,觀眾發覺這是一部不同時空,交錯出現的兩則愛情故事。其中一段是台灣搖滾歌手,與一位日本在台工作女性的現代愛情故事;另一故事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告終之際,一位日本男老師於戰後被迫離開這塊土地,並與其台灣女學生訣別的淒美愛情。

電影裡面發生於一九四五年期間,那段古老的愛情故事,絕大部份以日本男性語調,誦讀一封封寄不到「查無地址」訴說衷情的信件;現代發生於恆春的那則喜劇羅曼史劇情,老一輩者只說閩南語,這是國民黨統治期間不獲認可的非正式語言,電影裡面的年輕人則多半用華語交談,字幕也用華語;準此觀之,這是一部三語的電影呈現。

《KANO》(嘉農)則是劇情較凝重的高中棒球電影,其語言幾乎全部採用當時殖民者的語言日語,也是台灣戒嚴時代,長期被禁止的文化語言之一。劇情描述台灣嘉義農工棒球隊,在日本帝國時期的一九三一年,贏得全台冠軍,遠征日本甲子園大賽。日語對台灣八十歲以上的長者,或許還能琅琅上口說上數句,對於其它年齡層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外國語;特別是一九四九年才抵達台灣的大陸人及其子孫,目前約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十四;對戰後來台的大陸人而言,日語根本是「敵國語言」,不說也罷;然而,這部電影卻大膽使用日語發音。

另一部得獎史詩作品《賽德克‧巴萊》(英文名字為:彩虹戰士Warriors of the Rainbow),描述一九三一年南投霧社原住民反抗日帝壓迫的起義故事,其電影語言約九成採用賽德克族語,另一成為日語。這兩種語言對台灣觀眾而言,除非透過字幕,否則完全無法理解。

以上三部影片,概皆反映台灣多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演進狀況;然而,電影觀眾普遍能夠接受這些不同「島國自身」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作品。從語言學分類而言,閩南語屬華語系統一支,日語屬於突厥暨蒙古語系,賽德克族語則屬於南太平洋島語系。這三種語系根源截然不同;就像英語與俄語的天差地別一般。

有愛的多元社會

《海角七號》電影不只是一部「多語性」,演員陣容更是囊括「多族群」。男主角阿嘉,是位擁有抱負的搖滾歌手(由范逸臣飾演);女主角田中千繪扮演劇中人物友子,阿嘉的愛人。其它的主要演員,還包括排灣族的警察,在劇中扮演樂團成員;其餘演員有閩南人、客家人、大陸族群,以及日本人。光看這部愛情喜劇片,就能發現台灣經歷數十年努力,早就蛻變為一個多語、多文化共融社會;此一現象是不住在台灣的外國人,所難體會的寶貴經驗。環觀其它亞洲國家,許多少數族群仍掙扎於遭受壓迫,以及宗教遭歧視處境;以日本為例,這個社會至今無法完全接納韓國裔族群,以及北方的原住民阿伊努人(aboriginal Ainu)。

《海角七號》結尾以一場成功的海灘音樂會謝幕,阿嘉與友子這對愛人也在沙灘音樂會場彼此告白;透過海的另一端出現一道彩虹橋,巧妙訴說台灣人的愛意與土地願景。


「日-台-原」三種族群共創棒球輝煌歲月

《KANO》的時空背景,放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片中清晰展現多元族群,及其文化活力;僅管故事取材自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Hyotaro Kondo),於一九三一年帶領台灣弱勢棒球隊嘉義農工,進軍日本甲子園全國聯賽的真實故事。這支棒球隊由「日-台-原」三種族群組成,僅管一些資深人士,對這類「雜牌軍」球隊組合,同表嗤之以鼻;結果卻證明近藤教練慧眼獨具。

一九三一年嘉農棒球隊在台灣大會,一路過關斬將,拿下冠軍,並遠征日本參加位於神戸市,阪神夏季甲子園全國大賽(Koshien Baseball)。首度參加甲子園的嘉農棒球隊,其奮戰到底、不放棄任何一顆球的精神,在甲子園球場締造傳奇,感動當時觀球的五萬五千日本觀眾。最後Kano球隊,因為頂尖投手的手指受傷,無緣贏得球賽,卻讓日本觀眾,對這個不起眼的Kano台灣隊,其精神壯舉給予歡呼喝彩。

《KANO》並非只是拍給棒球迷觀看的熱血勵志電影,其內容也洋溢著滄桑的歷史感。這部棒球史詩,以一九四四年時間點揭開序幕,當時一位出生於北海道,曾在一九三一年的甲子園棒球大賽與KANO隊正面交鋒的日本人,如今成為陸軍中尉,他來到KANO的故鄉嘉義,一個日本人眼中的邊遠落後地區。中尉這趟抵台行程,是為了招募地方原住民士兵,前往一處註定失敗的菲律賓戰場;當他第一次看到嘉農光禿禿,滿是塵土的棒球練習場,讓他不由自主憶及當年跟KANO交手,那場轟轟烈烈的精釆球賽。

《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無關多元族群議題,純粹描述霧社原住民馬赫坡部落的命運;這部電影提醒世人,不論族群部落大小,其「傳統價值系統」,皆應得到普遍敬重。

這部史詩故事,始於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戰爭時期,勝利的日本從清朝奪取台灣島,隨即同步透過軍力在台灣推行現代化設施;相較而言,這個島在清朝封建統治下,長期遭到忽略。該電影描述一九三零年霧社事件,住在馬赫坡的賽德克族反抗日本統治,所帶來的強大震撼。由於長期以來,遭日本警察的報復、壓迫與辱罵,導致賽德克族領袖莫那魯道號召族人,在一場霧社公學校的小學運動會,發起屠殺暴動,殺害一百三十四位日本人,包括孩童與婦女。隨後,數千日本軍隊開進霧社,進行鎮壓掌控局勢;然而,隨著賽德克族流竄山區,戰線日愈延長。最終導致殖民地政府派出空軍,投擲芥子毒氣彈(mustard gas,一種糜爛性毒劑),才在一個月後平息暴動。這場戰爭導致六百四十位賽德克人死亡,其中二百九十人係不想被日本人侮辱而自殺。

魏德聖透過莫那魯道的瀟灑犧牲行動,來展現原住民的價值觀。該角色由基督長老教會福山教會的泰雅族傳道人林慶台擔綱演出。部落領袖莫那魯道,深知反抗的代價,會帶給馬赫坡部落滅絕命運;因為,他曾受邀前往日本參觀,對於當時日本全面現代化的武裝力量,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這位頭目認為,與其繼續臣服於日本的現代化統治,毫無尊嚴活著,不如一同滅絕。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永恆價值、榮耀,以及忠於祖靈所得到的心靈安慰。


族人必須對傳統價值,投注終極敬意,即便在塵世遭到消滅;另一方面,族人唯有榮膺「賽德克‧巴萊」美名(即真正的人;賽德克為「人」的意思,巴萊則代表「真正的」);才有資格跨過彩虹橋歸返祖靈的天上居所,縱使遭殺害亦在所不惜。

莫那‧魯道迴響

相當有趣之處,莫那魯道的犧牲捨命,正是五十年前西鄉隆盛(Takamori Saigo,一八二八至一八七七年),日本江戶時代幕府末期,這位集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於一身者的不凡行徑。西鄉先生是日本現代化過程的領導人之一,他率領日本最後一批武士,於一八七七年反抗明治天皇;過程中,西鄉先生明知全面潰敗是不可避兔,卻仍義無反顧。更確切的說,據日本文學批評家江藤淳(Jun Eto)的看法指出,他的堅毅行動,是為了捍衛美好傳統的「永恆價值」,西鄉先生認為這類日本「前現代」(pre-modernity)價值,具有普世性,不容被取代。這類《彩虹戰士》部落英雄所堅持的「內在價值」,從日本人眼光是頗能理解的。影片最後,一位參與軍事鎮壓的日本指揮官,曾自言自語表示,薩摩藩的武士精神,失落於日本,如今卻在莫那魯道及其族人身上,得到保存綻放光彩。

魏德聖曾向日本電影評論家暗示,這部史詩電影並非描述族群認同,反倒比較像對於「普世價值」的追尋。這部電影無意於提出,非善即惡的「二分法」(dichotomy)。換言之,影片中並不意味日本、現代化等層面是惡的;亦非隱含賽德克人與部落文化才代表善。電影內容部份日本警察,被描繪成賽德克人處境的同情者,例如兩位擔任日警的族人,並非代表出賣者,反倒呈現這類精英搖擺於傳統、現代之間的徬徨失據。

魏德聖曾表示,透過長期研究賽德克文化,一路拍電影準備過程,他認識到賽德克族的世界觀,並無「二分法」的態度立場。拍攝一九三零年霧社事件,一直是他長期以來的夢想;他有意透過預算較少的《海角七號》,來為《賽德克‧巴萊》籌措資金。幸運的是,海角七號這部羅曼史愛情電影,於二零零八年上映,刷新台灣電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高達五億多元,這讓魏德聖打算拍攝賽德克‧巴萊(預算達七億多元)的夢想,得以如願以償。

《海角七號》、《彩虹戰士》這兩部電影的拍攝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魏德聖接受日本影評人專訪時曾表示,從藝術角度而言,海角七號是彩虹戰士的副產品(譯註:即構思籌拍賽德克‧巴萊的過程,意外產出了海角七號)。專文作者推測,這兩部電影的關聯性,從運用彩虹意象做為作品的貫穿主線,可以得到說明。

多元文化視野 反被貼上台灣民族主義「標籤」

以上三部電影,幫忙魏德聖在台灣電影市場奠定利基,同時有助於這個國家內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認同」理解,與發揮結合劑作用。三部電影都有關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記憶、文化跟歷史;卻並非採取黑白、敵我分明觀點。魏導看待日本(在台灣)現代化歷程之成與敗,正如日本深思人士,看待自己國家現代化歷程的功與過一般。這種極其精細複雜的「感同身受」,傑出電影元素,可資媲美世界上最精密,引發共鳴的電影或其它藝術品。

魏導電影的衝擊性魅力,從《海角七號》獲致的強大迴響到得證明,特別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口而言;因為這兩個國家,同樣面臨多文化、多族群的社會情況。《海角七號》比預定日期提早一個月推出,該部影片得到二零零八年吉隆坡影展,最佳導演、最佳亞洲電影等多項提名;結果卻出乎意料,只得到最佳攝影獎項。《海角七號》也在香港、中國等地放映;然而,北京卻頗感猶豫;而且剪除部份片斷,只准許簡縮版放映;僅管完整版在網路私人領域,廣泛流傳開來。

《賽德克‧巴萊》引發的爭議,在西方國家遠甚於中國,而且只透過兩個半小時的濃縮版放映。二零一一年間的《經濟學人》,發表評論指出:影片中處處呈現殺頭影像,幾乎是影片史上次數最高的電影。該評論並說:影片中極度暴力呈現,讓人大感憂慮。經濟學人的影評人還說,影片標舉高漲的台灣民族主義。正如《美國利益》網站,另一位評論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一篇短文提出的「焦慮觀點」,影片有意助長、吹捧台灣民族主義。《紐約時報》也指出:這部電影中透過原住民的戰爭哲學,來歌頌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譯註:意在譴責電影的野蠻風格)。

專文作者反問,假如《賽德克‧巴萊》,意在散播不知羞愧的民族主義,那麼到底彰顯了誰的民族主義?台灣原住民族人口僅剩百分之二,約四十六萬人,並在台灣史上每每遭受歧視,這麼邊緣的少數族群,如何能夠有高漲的民族主義?試問,有誰會說呈現少眾印第安人的歷史影片,意味著美國民族主義崛起?影片呈現的台灣人面貌,甚至遠比日本人更加可惡。一位旅居台灣的澳洲專家,較為精確掌握彩虹戰士的精神,他並沒有像一些西方人士,抨擊這部電影係「歌頌台灣民族主義」作品;他反倒認為,魏導的真正企圖,是想透過這部電影,喚醒原住民的歷史記憶。

透過商業性迎合西方口味的濃縮版,並無法瞭解魏導的企圖心,如能參照《海角七號》、《KANO》,就更能清楚發現其電影主軸,在於彰顯台灣的「多元文化」元素。因為這項特質,魏導的電影得到多數台灣人支持;也因而讓北京不爽,認為鼓動台灣民族主義。專文認為,這是北京破壞自由開放社會,歐威爾主義(*)詆毀式的「貼標籤」攻擊行為,完全漠視魏導重新解讀台灣史的用心。

台灣人奮力追尋多元文化願景,大規模發軔於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台灣精英也持續書寫不同於中國史觀的台灣史。這類努力逐漸開出花朵,其中一部知名作品,是由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撰寫的《台灣歷史圖說》,目前已出版三冊。該書於二零零六年印行日文版之際,周教授曾寫道,由於不同的歷史經驗、記憶與解讀,台灣社會不同族群之間,仍高度紛歧撕裂。此一問題不只侷限於台灣,事實上,全世界許多國家還一再有類似情事發生。儘管問題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卻已努力尋求克服此一族群本位的對立僵局,其方法正如魏導在其三部電影所展現的宏願一般,透過「感同身受」(the cultivation empathy),來增進彼此理解。
Good2Bad0
2016/10/23, 4:57:3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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