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主要和首先是指其世界統治力的質的下降。無論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是交易量的增大，都可能成為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也都顯示了危機與壟斷之間的必然聯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交易量的增大都對社會結構具有依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結構無法防範危機，反而是催生、擴大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種類繁多，原因多種多樣，領域無所不包。而且作為最大危機的美元危機和國家信任危機正在蓄勢之中。這就使得羅莎•盧森堡所說的“最後的危機”，即資本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的危機一定會到來。

王今朝

　　今天，人們在談論資本主義危機時往往混淆兩種危機。一種危機是羅莎•盧森堡所說的“最後的危機”，即資本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的危機。這種危機與中國沒有多大關係。另一種危機則是資本在全世界統治力下降到一個臨界點之下的危機。這是與中國等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資本主義危機。這種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是普遍存在的，並且在發展著。但是，它被西方宏觀經濟學掩蓋了。仿佛這種危機僅僅是失業增加，工人工資削減或成為非全日制工人，信貸市場癱瘓，股票市場猛跌，支出和借貸習慣的改變，學生得不到大學學費，外國直接投資、並購減少，GDP增速下降或GDP本身下降，人們對自己退休和孩子未來的看法更加暗淡。資本主義國家反覆發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盡管危機源可能不同，卻都表明了它是體制性、系統性和根本性的，都給本國人們的心理留下巨大的陰影、創傷，都給國外的人們帶來啟示，對資本主義的未來不產生影響嗎？危機不是死亡，也並不總是意味著死亡，但它們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的失敗，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靠性的證明，是它國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的信心源泉之一。


一、勞動生產率、交易規模與危機源

　　馬克思揭示的資本逐利本性是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並沒有因為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而馴服的根源。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任何學派都沒有試圖馴服資本：凱恩斯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理論試圖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挽救資本主義，而供給經濟學試圖通過給資本家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利潤來挽救資本主義。當代的資本主義的實踐則是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主張的結合體。資本主義的危機因此必然源源不斷，而且出其不意。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越來越轉到依靠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西方經濟理論用報酬遞增來概括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軌道來達到追逐利潤的目的。但是，這個手段隱含著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在20世紀20年代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催生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向製造業部門。1919年，美國農業收入為118億美元，佔所有產業比重的17.4%，該比例略高於1910年的17.1%。而1929年，美國農業收入為84億美元，絕對數下降，佔所有產業收入比重更下降為8.8%(舒爾茨，2001，第95頁)。考慮到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意味著農業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的大量轉移。但當工業等城市部門從1919年的564億美元增長到1929年的690億美元的時候，可以設想，盡管城市工資高於農村，帶來巨大需求，但工資增長及其推動的投資增長依然不足以提供維持20世紀20年代企業高利潤的需求。因此，1929年爆發了大危機。凱恩斯及其後的宏觀經濟學並沒有揭示出這個機制。這次大危機程度之深，以至於只有打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才解決了它。凱恩斯的定性的因而也是模棱兩可的赤字預算是無法與各國的軍事開支數字相提並論的。

　　1930-1950年，美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終於使其工業產值佔GDP的比重在1950年前後達到峰值。之後，開始了勞動力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很早就與金融危機聯繫起來了。但工業社會的出現所導致的巨額積累催生了金融這種服務業的發展，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聯繫就更緊了。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鞭長所及的國家範圍內，更多地出現了金融危機引致經濟危機的情形(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這是由於金融部門過大後，不加約束的金融活動所必然產生的結果。金融化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Sweezy，1993)。1990年代，美國金融佔美國企業利潤的份額在21-30%間波動，如果加上保險、房地產，它們在總利潤中所佔份額超過了製造業的份額，而金融佔其企業利潤的份額在21世紀的前9年達到了41%(Johnson，2009；阿里吉，2009，第137頁)。從市場角度看，美國人感覺，既然可以從全球得到更廉價的商品，為什麼還要勞神生產物質產品呢？因此，美國服務業的發展既是美國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也是美國全球化戰略得逞的結果。2000年後，房地產由於受到美國政府的非理性推動，其交易規模的虛假的增大為2007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撐。當然，2000年的網絡經濟泡沫破滅(本身也是經濟危機)或許是美國政府推出非理性的支持房地產發展政策的理性原因。


二、資本主義金融、經濟危機的結構依賴性

　　要想一個行業(如房地產、網絡)甚至一個產品(包括貨幣，如美元)發生危機，必然要求其達到一定的交易規模，因而也必然需要一系列的社會結構的支撐。這種社會結構的建立往往是適應原來的規模。隨著交易規模的擴大，這種原來建立的社會結構就不適用了，結果，必然造成危機。這個時候，有些企業可能利潤很高。但這種高利潤與交易規模的擴大是並行的。因此，可以說，某些企業的高利潤幾乎等同於危機的高概率。這是馬克思主義量變引起質變的原理的一個例證而已。

　　圖1展示了2007年美國引爆金融危機的金融結構安排。由該圖可以看出，如果沒有聯邦儲備局的長期的低利率，次貸市場無法形成。沒有抵押貸款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評級機構、基金機構，次貸衍生品市場無法形成。而它們構成整個社會結構的一部份。



由圖1可以總結，如果其中某個機構持有了太多的頭寸(如通過借款)，就一定扭曲了市場，就一定產生風險。而這樣的機構一多，風險就急劇累積，就連保險公司也不保險了。危機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者並不是不清楚這一點。問題是，他們針對這種危機發生的機制所設計的制度本身不具有充分的可靠性。

　　在美國金融化的過程中，評級機構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這主要是因為借款者需要大量的金錢，如果沒有評級機構的接近AAA級的評級，就無法銷售其證券，就無法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理論上說，評級機構應該提供借款者信用質量的客觀估計(objective estimates)，但估計本身就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任何估計都只能是基於歷史信息或未來假想信息的靜態估計，即使當時是完全無偏估計，都會逐漸變為有偏估計，甚至偏差很大。原始估計是否會是無偏估計呢？不會。這是因為發行機構為壟斷性機構，特別強大，特別強烈地需要賣出他們的證券來支撐他們的利潤，是否會對評級主體產生影響呢？當然會。因為評級機構也是以賺取利潤為目的，而大的證券發行者又是它們不可多得的客戶。在這種利益關係下，所謂公益，只能是掩人耳目的修辭而已。再想一想評級機構在業務量大增時有那麼多的評估任務要進行(本身也是壟斷)，這些原始估計的主體依賴性造成有偏估計就更不可避免的了。而隨著交易的進行，風險在不斷地變化。因為價格的不斷變化本身就讓安全和收益級別在不斷地變動。在你買入後又怎麼會得到評級機構的支持呢？證券評級機構主要是對證券賣出機構負責，而不是對買者負責。證券的價格又怎麼能夠長時間地建立在機構評級的基礎上呢？評級機構除非迫不得已，又怎麼有動力及時跟進對所交易的證券進行評級並正確評級呢？他們真的有那種無所不知的能力嗎？他們真的是專業的化身還是“市場需求”催生出的社會毒瘤呢？證券評級者自己應該非常清楚評級的無效性。凱恩斯曾說，經濟增長是擊鼓傳花，證券交易更是。它是資本向少數人的集中，是大資本家對大眾和小資本家的洗劫，是大資本家之間的爭鬥。評級機構只是在其中運作了某種功能，在“服務”別人的同時自己從中又撈到巨大好處而已(壟斷不能保證也不保證社會利益)。

　　圖1雖然針對美國次貸危機，但從中所抽出的道理也可以應用於中國。中國一些房地產企業通過銀行借款快速擴張，成為巨型企業，本身就具有極大的風險了，不管其審計機構為它出具怎樣的審計意見。該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構依賴性也適用於資本主義的傳統危機。後者是，資本家借助向消費者提供消費品，甚至是提供有毒的消費品，讓自己得到遠遠超過一般人收入(工資)的利潤。這種交易的規模越大，危機發生的風險就越大。反過來看，金融危機只是在實體經濟中多了一項證券內容而已。但就是這個而已，讓一種新的交易產生，讓這種新交易有可能達到產生危機的規模。更不用說，證券化的複雜化，使得表外業務產生了，使得監控變得事實上不可能，更增加了危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