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公民聯合行動主辦了「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研討會。立場不盡相同的八位民主派濟濟一堂，與兩百聽眾商量社運前瞻與整合。議題很吸引，筆者希望多了解社運人今天的看法，卻因為身在海外而錯過，殊為可惜，好在能透過看《立場新聞》的現場全直播知道內容。對關心社運和香港前途的人而言，三個多小時的錄影一點不長，只聽黃之鋒說反DQ釋法行動之前已與本土民主前線討論過現場如何協作分工，已值回票價。

八位台上講者分別是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教授、評論人桑普、馮敬恩、長毛梁國雄、民陣負責人區諾軒。特府嚴打之下，八人當中過半數有社運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會短。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很闊，從獨、自派、左、右膠到泛民都包括，這本身已是一個重要訊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佔運之後更勢成水火；DQ釋法之後形勢有變，鐘擺蕩向整合。黑格爾辯證律走到第三步，無疑很自然。

不過，核心的整合必須有機而健康，才能發揮力量，鼓舞群眾。從一個「碎片化」了的狀況出發，現階段怎樣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與會者認為，各派應先反省，揚棄錯誤綱領，方能言整合。這其實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為止，本地民主政治場域綱領競爭，無論是關乎目的還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無謂敵意，統統都是健康成份，不可或缺；各派參與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講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胸襟去容納不同派別的抗爭哲學和方式。
有這方面的胸襟，聯繫到有與會者提到的社運參與門檻，綱領競爭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車盤，勇武則是能夠而且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者的豪「擇」，而處於中間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換樓升級盤。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有人認為突破和平手段會引狼入室，有人則反唇相譏，認為行禮如儀的所謂抗爭不如不搞。到後來，這些指摘不幸演化為對稱的鬼論，至今有人樂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撥）；由此可見一些「無謂敵意」的禍害。

筆者認為，反對派各方力量應該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參與到一個新的「人民的聯盟」裏。這個聯盟主要是一個工作聯盟，在聯盟之內，大家不必談論彼此的抗爭路線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礎；在聯盟之外，也應盡量避免互相就綱領性的東西猛做別人的「負面廣告」。

前階段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尋找、定義新的抗爭方向之時，如同細胞裂變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見交鋒有其必要，過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後，就不要再迷信「真理越辯越明」。現階段這樣減少無謂虛耗，本身就應該，要建立工作聯盟的話，就更不可忽視。
戴教授指出一點很重要：8.31之後，倚靠《基本法》已經不能保證可以守護香港這一制，遑論賴以達致政制民主。的確，《中英聯合聲明》在2014年由中方單方面宣告作廢之後，中國人大常委已視《基本法》為無物；釋法DQ之後，議會勢成政權可用可不用的獨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個車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區議會裏諮詢的香港，如今牽涉兩制生死存亡的高鐵一地兩檢卻是政府說了算，議事文化關鍵處已蕩然無存。
不僅立會漸無要事可議，一大批能議之士更被摒諸殿堂之外，那麼「代議士」這個名詞在香港已經接近無意義。97之後那十年八載風調雨順和理非非之際，社運民眾的核心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進立法會代以議政。這個模式的功用現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運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舒適抗爭」大體無效，參與社運的代價普遍提高，對民眾而言如是，對運動的積極分子更如是。黃之鋒指出，佔運魚革之後運動領袖被告判監動輒「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嚇作用，更多群眾敢怒不敢「行」。這並非如坊間簡單所謂的「抗爭疲勞」，而是在嚴峻的新常態底下，社運領袖和群眾的核心關係已由「代議」變成「代抗」。
相應地，群眾對社運領袖的支持，會從給選票、響應號召參與遊行甚至「鳩衝」的顯性方式，逐漸轉變為一些隱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長毛梁國雄在研討會上提議建立一個政治犯救助基金，籌錢打官司，組織對繫獄社運人的各種關懷工作。這個建議落實的時候，可能會擴闊一點，成為類似筆者不久前提出過的「社運救援翼」，幫助的對象不限於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他因參與社運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員郭紹傑，因積極參與佔運糾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員工會以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為由，強行永久刪除資格，就十分值得關懷和幫助。

二、深化和傳播理念。「新常態」之下，傳統媒體日益被收編，社運各派別的聲音多遭封殺，訊息傳播不易，惟有透過非傳統方式擴散（不限於互聯網）；論壇活動、小圈子內的報告會、講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

再者，社運領袖多是行動派，便是有自己的綱領，也不容易把綱領的論述和建構工作深化；群眾當中
，有些有條件的人士，可主辦一些讀書圈，研究港中文化社會政治及有關的問題，慢慢成為民間智庫。方志恆教授和他的學界朋友組成的學者團體「高教公民」就是一例。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是不同類型的躬體力行，可替代風險代價越來越高的街頭參與。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開展；後者在白色恐怖的條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筆者估計，群眾對社運領袖的隱性支援並視之為自己的「代抗士」，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顯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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