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期拜讀陳學然博士的《五四在香港》，裏面一個章節，探討本港的中史教科書如何敍述五四運動。作者發現，在1997年之後出版的課本，很多都加設了「五四運動在香港」的課題，有些更講述1919年灣仔群眾為響應「五四愛國運動」，蜂湧至日貨商店門前擲石破壞。陳博士經考證史料後，強烈質疑教科書所寫的這一幕有沒有發生過，認為課本很可能誤導了學生。

　　教育局說課本應「與時並進」，對不對？非常對。雖然過去是不能改變，但歷史研究卻會不斷發掘或整理出新的證據，史家也會提出新的解讀或質疑。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以前課本的寫法存疑甚至被推翻，當然不應盲從前人。問題是，當要推翻沿用的寫法時，有沒有事實基礎？尤其當一個官方機構有權力決定一本教科書的生死時，是否更應清楚解釋要求出版社修改的理據和相關的考證史料？

　　在《新聞刺針》獲得的這份課本評審報告中，評審小組對有關課本提出了一些在事實上或技術上需要更正的地方，例如有年份寫錯了，或者書中有個QR code連結錯誤等等，這些都是評審人員仔細校對的成果。

　　不過報告中也有一系列的評語，就連資深歷史科和中史科老師看過後，都摸不着頭腦。例如1949年「中共建國，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這句子在以往教科書能通過評審，但今次則被評為「事件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容易導致錯誤理解」。究竟教育局或者局外評審員是否找到一些新的史料，考證到大家以往所理解「中共建國」與「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的關係，其實一直只是誤解呢？

　　又例如課本提到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這句被評審為「措辭不恰當」。不過其實鄧小平在1982年會見戴卓爾夫人時，便明確表示「中國要收回香港」，又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這番話收錄在《鄧小平文選》中的《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而今天的外交部網頁上，大家仍可見到有一份政策文件題為《我國政府是如何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當中也有「中英通過談判確定，中國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寫法。那麼「中國收回香港」的措辭有何不恰當呢？課本評審報告並沒有解釋。

　　報道製作期間，我們曾向教育局查詢，局方回覆時表示評審過程「不會只單獨地考慮個別語句是否恰當」，但沒有正面回應那些以往通過評審的措辭，為何如今會成了「不恰當」。局方又強調評審工作是保密，以確保評審員在過程中不受干擾。記者固然不是要干擾評審員，只是希望能局方能拿出理據，讓大家可就事論事。

　　報道播出後，很多觀眾留言，認為評審報告有政治審查之嫌。而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則在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我們說：「沒有需要過份解讀。」

　　評審有沒有政治考慮，記者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應解讀。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教育局一直不願開門見山解釋評審的理據，只會加深公眾對教科書評審準則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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