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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陳雲：「普教中」敗壞中文


香港用普通話教中文，課文用漢語拉丁拼音注音，語彙用北方土話，語法用現代漢語。往日香港用的正楷漢字教學、粵語漢音教學及文雅詞彙教學的傳統，灰飛煙滅，保存王朝時代傳統中文教學的基地，從此消失。華夏的廣闊天下沉沒，新中國的狹隘共和國冒起。

傳統中文教學，以正楷漢字及書面語(文雅語言)為本，用何種漢語的語種(方言)來教學，甚至用越南話、朝鮮話的發音來教學，也不妨礙中文教學。中文成為東亞及南洋的天下通語，華夏文化流布亞洲，是因為傳統中文教學以字形和文言為本，不以當代語音和語法為本，根基在歷史傳統，而不在地域差異。

漢字文書首先是用來看的，其次才是用來讀的。漢字文書語言簡潔，句子要短，虛詞要少。中文教學依附於普通話之後，我手寫我口，普通話的聲韻偏偏又以輕清居多，虛詞尤其讀得輕，例如甚麼、怎樣、可、不，都是輕讀，平日講慣了，寫文章如果不加刪削，就變得囉囉唆唆。寫愛情小說、電視劇本還可，寫實用文書、公務文章，卻變得虛文一大堆，不忍卒讀。粵語由於傳承隋唐古音，虛詞多是重讀的，例如可、何、怎、的，都是重濁或尖銳的音，聽來「梗耳」，故此廣東人寫公文，虛詞可免則免，文書變得簡潔通順。

在香港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這套教學法排擠了廣東話的傳統中文詞彙和中文語法。普教中的課本，將廣東話的面善、一世、每日、人客等詞，稱為方言詞，而要改成：面熟、一輩子、每天、客人等詞。天可憐見！這些根本不是粵語的地域詞彙，不是所謂「方言詞」，這些其實是古老的中文詞彙，遠自唐宋，是「古今詞」。普通話教中文，就將粵語的古語淘汰，以今代古，劣幣驅逐良幣，斬斷了中文在各省各地的歷史養分輸送，令中文變成於一九四九年的、貧乏的「現代漢語」。

普教中用北方的土語鄉談，取代文雅語彙。例如香港的普通話課本不許學生講番薯，要講地瓜，不許講薯仔，要講土豆，炸薯餅變成「炸土豆餅」。論歷史，閩粵一帶接通西洋，番薯是廣東引入的，番薯比地瓜的名詞要早出，命名也比地瓜合理，番薯是薯類，不是瓜類！而最離譜的，是地瓜根本是華北的土話，並非見於文獻的雅言。番薯的雅言是「甘薯」，明朝《本草綱目》寫為「甘藷」。

普教中的課本不服氣，不隨廣東人講「番薯」，沒所謂，可講「甘薯」，但這群北方人卻要迫香港學生講「地瓜」。古今南北匯聚的天下，變成華北獨大的中國。










中文教育，以傳承天下與古今之語文為本，不是傳承華北的現代方言——普通話。普通話在今日，是華北方言，不是中文。「普教中」是文化侵略，但這是個文化問題，必須從學術原則及教學效果上將之擊倒。反對「普教中」，學術是關鍵，可惜加入討論的香港學者不多。大陸學者更不見。

我讀小學的時候，六十年代，老師教寫文章，不寫薯仔，寫馬鈴薯。我們香港人就有這種大氣度。當時，我們客家村莊叫薯仔做荷蘭薯！

明末清初，很多南美洲的食物，都經過荷蘭人傳入廣東，故此有荷蘭薯（馬鈴薯、薯仔）、荷蘭豆（豌豆）之名。荷蘭人在台灣、南洋一帶都有殖民地。

北方人頭腦不清，馬鈴薯這麼大，竟然叫（土）『豆』。客家話的花生，是地豆。總之，花生講豆，都是具備正常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