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先烈之一，工會組織者、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Adolph Fischer在法庭的陳辭：

法官閣下，你問我為何我不應被判處死刑，我沒太多話好說，我只會抗議我被判死刑，因為我從未犯罪。我被控以謀殺， 而被定罪的原因是身為無政府主義者。我抗議自己被判死刑，是因為我從未謀殺。但是，若我的罪狀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個身份，以及我對於自由、平等和友愛的熱切追求，我則死而無憾。如果熱愛人類的自由是一條死罪，那麼我只能公開表明，我欣然付出我的生命；但我不是謀殺者。我雖然參與了籌備乾草市場的集會，但我與放炸彈完全無關，我跟這件事的關係，或者比政府的代表律師跟它的關係更少。我不否認我親身參加了乾草市場的集會－

(此時，辯方律師 Salomon上前跟Fischer低聲談話，但Fischer揮手著他坐下。)

Salomon先生，請容我繼續。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乾草市場集會的目的並非製造暴力和犯罪；相反，集會的目的正正是抗議警察在前一天的鎮壓McCormick 工人罷工的暴行（兩名工人被警察槍殺）。Waller與其他政府的證人已經作證過，而我只需重申：我們在星期一晚上開會，(McCormink罷工就在幾個小時前被暴力鎮壓)，就在此時我們決定號召一場抗議警察暴行的群眾集會。Waller就是那次會議的主席，而他動議在乾草市場舉行集會，也是他委派我印刷傳單以及聯絡演講者。除此之外我就沒做其他事。接著的一天，我去到Wehrer & Klein，印了25000張傳單，並邀請Spies (另一位被處死的工人運動領袖) 在乾草市場的集會演講。在傳單的最初版本，我加入了「工人，帶備武器出席！」一句，我這樣寫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不希望工人會在這個集會中被殺害。這傳單印了出來，部份拿到去Arbeiter-Zeitung ( Spies主編的激進刊物) 辦工室，Spies同志看到了其中一張 - 我在這之前邀請他演講。他拿出傳單對我說：「Fischer，如果這種單張派發出去，我不會來演講。」我承認將那些爭議性的字眼拿走會更好，然後Spies便同意演說。我跟這個集會的聯繫就只有這些。我大槪08:15左右去到乾草市場，直到Parsons (另一位被處死的工人領袖) 打斷Fielden (8名被定罪者其中之一) 的發言，Parsons走到台上，說是即將要下雨，建議集會移師到 Zepf's Hall。這個時候我的一個朋友 - 他已經作了供 - 跟我一起去Zepf's Hall，我們坐下並要了一杯啤酒。我正要坐下時，我的朋友Parsons與其他人進了來；我坐下來五分鐘後，爆炸就發生了。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情將要發生，因為，正如證人所說，我們在那個晚上沒有為防衞達到共識，這只是一場抗議暴行的集會。

現在，就如我之前所說，這個由陪審團提交的裁決，並非針對謀殺，而是針對無政府主義。我感受到，我將被處死，是因為我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因為我是殺人犯。我一生中從未犯過罪；但我知道有一個人將要成為殺人犯 - 他就是政府的律師Grinnell，因為他將他明知會說謊的證人帶到證人席；若我將要被處決，我公開遣責 Grinnell 為殺人犯。但若果統治階級以為吊死我們，吊死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就能把無政府主義消滅，他們就大錯特錯了，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愛他的原則多於他的性命。無政府主義者隨時準備為他的原則而死；但這次我被判謀殺罪，而我不是兇手。你們終會發現，你們不能殺死一條原則，縱使你能夠殺死擁抱這些原則的人。愈多相信正義的人被處決，他們的理念就將愈快實現。例如，坐在陪審員席的「尊貴的」12位，透過如此野蠻的不公義的判決，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推進，比這些被定罪者一整代能做的還要多。這個判決是對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的致命一擊，而人民是會意識到的。我要說的就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