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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雲起時 陶傑】自行洗腦
【星期日文章 陶傑】自行洗腦 2015年09月20日
末代港督彭定康臨別時，以其與中國人相處僅五年的短期經驗，對中國人的性格一語道破，以準確的眼光預言：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不擔心中共主動來收窄或掠奪，他認為香港內部，將有一些香港人主動逢迎，將香港本來應有的自治權一點一滴地奉送出去。
彭定康堪稱先知。今日香港，眼見許多因急於爬上位的人，做出種種可笑之事，就令人覺得香港今日的局面，也不必由中共百分之百負責。
譬如九三閱兵大式，忽湧現一窩蜂香港演藝人舉手敬禮的圖片。其中還有人自稱共產黨員。這些演藝人出於他們的職業，如此動作，當然令人先聯想到他們平時須倚仗為生的演技，多於壓抑了許多年「中國心」忽然浮面。正如中國有人問：為什麼香港人在殖民地時代不向英國人爭民主，現在卻要？同樣也可以問：這些演藝人在英治時代，為何不見五星旗升起而敬禮？那時並無見五星旗舉手敬禮之禁令，但明星界如此照片，卻一張也無。
因為那時並無所謂「內地市場」。
為了金錢而行軍禮，演藝人出於生計，尚可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陸變天，許多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地主則徹底清算國民黨留下四百多萬軍政公務員，槍斃的槍斃，關進監牢的關進監牢。其中以所謂「知識分子」的遭遇，後來最多人喊冤，指受到強權政治迫害，強迫洗腦。
但是事實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幾年，大陸許多城市的知識分子，只要選擇留下，沒有離開台灣，不為金錢，也不為權力上位，一腔熱血理想，有自願的衝動，希望自動靠攏快步進入新社會，自行調整立場、改造思想，與「新中國」同步。
也就是說，事隔六十多年，今日的後輩以為「中共殘酷迫害知識分子」，其實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主動逢迎。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民國「大公報」名記者兼總編輯王芸生在「解放」後、奉命改名為「進步日報」的「大公報」發表評論，記錄他思想轉變的過程：
「我到解放區來，儘管時日很短，走的地方不算多，在反省的思緒中，一路丟包袱，一路在想學習。首先我反省：我雖是出身於貧無立錐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基本上仍是走舊的知識分子的路，苦讀勤修，出人頭地。也就是現成社會中向上爬，結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動的上層，沾染小資產階級習氣，生活意識上脫離了人民大眾，儘管個人在主觀上不作惡，在客觀上常常遠離了人民，給反動的統治階級所利用。」
王芸生這段懺悔自白，不是說在一九五二年，而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半年。那時的中共尚沒有展開有系統大規範的「思想改造」，毛澤東還沒有下聖旨，共產黨尚未有如此政策要求，而是王芸生自己忽然有此頓悟，帶着贖罪的語氣和心情，自我批判。
為什麼？因為王芸生從真心裡，覺得民國時代是一個黑暗的社會，現在他準備脫胎換骨，迎接新時代。
了解這一點，就明白近年香港的華文傳媒，包括影視界出現轉風氣。有人認定：是報紙老闆生意在大陸，所以下令轉向。但許多人忽略，華文傳媒內有許多「新聞工作者」，身為中國人，出現「王芸生思想症候群」，自動調整，他們告訴自己：現在已經不是殖民地管治，應該跟上時代新形勢。
然而，知識分子是應該講「風骨」的，他們不是維園阿伯、廣場紅媽、北角婦女師奶，又如何自圓其說？這就要研究心理學了。
在心理學中，除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還有所謂「Make Believe」的信仰自我調整過程。譬如你推銷一層物業或一項保險，明知道是打份工，但為了令客戶收貨，身為推銷員，本身要先自動調整心理，讓自己真心相信，脫銷手上的貨品，不但自己有利益，最重要的是對客戶也好，而且也在造福全世界。
華文傳媒的改變風向，十八年來，我認識一些人，冷眼旁觀他們完成此一 Make Believe的過程。也不可以說是「自己騙自己」，總之是面對一個未可預知的新時代，又沒有辦法移民，到了西方，他們也只屬唐人街街民，也與加拿大美國的主流生活格格不入。這些「讀書人」到底是炎黃子孫，他們也希望前景遠大，於是潛意識逐漸告訴自己：前途真是美好的，祖國樣樣都對的，以前的殖民地雖然繁榮，但鴉片戰爭，大前提是錯的。自我催眠之下，自然「轉」，心安理得。
王芸生之自我批判，無人強迫，完全是自願：
「我從事二十多年的新聞工作，時時策勵自己要做個好記者，自己未曾堅決地把握到階級的立場，主觀上要做好，實際已脫離了人民大眾，甚至給反動統治階級利用了。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個人立場如此不明確，我服務的報紙其中即有官僚資本，為反動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
因此王芸生誓言：「拋棄舊習慣，去掉舊成見，一切重新學，一切重頭幹。」
「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這句最妙，因為這是一句連做賊也可以採用的自我辯解的遁詞。打劫滙豐銀行，可以是挑戰英美西方金融霸權，推行財富公正。
什麼叫做「所謂好沒有標準」？當然有標準。一個記者講真話、報導真相，就是好，其中並無什麼「反動」或「進步」。民國時代，全國民營報紙接近一千份，王芸生認為「全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生意，「進步」之後，他求仁得仁，一句真話也不能講，並遭到批鬥。蠢人下場如此，天理循環，確實也很好。
據說王某是民國時代享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其猶如此，其餘可以想像。民國時代的精英猶如此，今日香港特區，更不足論。
http://nextplus.nextmedia.com/columns/坐看雲起時/20150920/262246
末代港督彭定康臨別時，以其與中國人相處僅五年的短期經驗，對中國人的性格一語道破，以準確的眼光預言：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不擔心中共主動來收窄或掠奪，他認為香港內部，將有一些香港人主動逢迎，將香港本來應有的自治權一點一滴地奉送出去。
彭定康堪稱先知。今日香港，眼見許多因急於爬上位的人，做出種種可笑之事，就令人覺得香港今日的局面，也不必由中共百分之百負責。
譬如九三閱兵大式，忽湧現一窩蜂香港演藝人舉手敬禮的圖片。其中還有人自稱共產黨員。這些演藝人出於他們的職業，如此動作，當然令人先聯想到他們平時須倚仗為生的演技，多於壓抑了許多年「中國心」忽然浮面。正如中國有人問：為什麼香港人在殖民地時代不向英國人爭民主，現在卻要？同樣也可以問：這些演藝人在英治時代，為何不見五星旗升起而敬禮？那時並無見五星旗舉手敬禮之禁令，但明星界如此照片，卻一張也無。
因為那時並無所謂「內地市場」。
為了金錢而行軍禮，演藝人出於生計，尚可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陸變天，許多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地主則徹底清算國民黨留下四百多萬軍政公務員，槍斃的槍斃，關進監牢的關進監牢。其中以所謂「知識分子」的遭遇，後來最多人喊冤，指受到強權政治迫害，強迫洗腦。
但是事實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幾年，大陸許多城市的知識分子，只要選擇留下，沒有離開台灣，不為金錢，也不為權力上位，一腔熱血理想，有自願的衝動，希望自動靠攏快步進入新社會，自行調整立場、改造思想，與「新中國」同步。
也就是說，事隔六十多年，今日的後輩以為「中共殘酷迫害知識分子」，其實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主動逢迎。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民國「大公報」名記者兼總編輯王芸生在「解放」後、奉命改名為「進步日報」的「大公報」發表評論，記錄他思想轉變的過程：
「我到解放區來，儘管時日很短，走的地方不算多，在反省的思緒中，一路丟包袱，一路在想學習。首先我反省：我雖是出身於貧無立錐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基本上仍是走舊的知識分子的路，苦讀勤修，出人頭地。也就是現成社會中向上爬，結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動的上層，沾染小資產階級習氣，生活意識上脫離了人民大眾，儘管個人在主觀上不作惡，在客觀上常常遠離了人民，給反動的統治階級所利用。」
王芸生這段懺悔自白，不是說在一九五二年，而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半年。那時的中共尚沒有展開有系統大規範的「思想改造」，毛澤東還沒有下聖旨，共產黨尚未有如此政策要求，而是王芸生自己忽然有此頓悟，帶着贖罪的語氣和心情，自我批判。
為什麼？因為王芸生從真心裡，覺得民國時代是一個黑暗的社會，現在他準備脫胎換骨，迎接新時代。
了解這一點，就明白近年香港的華文傳媒，包括影視界出現轉風氣。有人認定：是報紙老闆生意在大陸，所以下令轉向。但許多人忽略，華文傳媒內有許多「新聞工作者」，身為中國人，出現「王芸生思想症候群」，自動調整，他們告訴自己：現在已經不是殖民地管治，應該跟上時代新形勢。
然而，知識分子是應該講「風骨」的，他們不是維園阿伯、廣場紅媽、北角婦女師奶，又如何自圓其說？這就要研究心理學了。
在心理學中，除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還有所謂「Make Believe」的信仰自我調整過程。譬如你推銷一層物業或一項保險，明知道是打份工，但為了令客戶收貨，身為推銷員，本身要先自動調整心理，讓自己真心相信，脫銷手上的貨品，不但自己有利益，最重要的是對客戶也好，而且也在造福全世界。
華文傳媒的改變風向，十八年來，我認識一些人，冷眼旁觀他們完成此一 Make Believe的過程。也不可以說是「自己騙自己」，總之是面對一個未可預知的新時代，又沒有辦法移民，到了西方，他們也只屬唐人街街民，也與加拿大美國的主流生活格格不入。這些「讀書人」到底是炎黃子孫，他們也希望前景遠大，於是潛意識逐漸告訴自己：前途真是美好的，祖國樣樣都對的，以前的殖民地雖然繁榮，但鴉片戰爭，大前提是錯的。自我催眠之下，自然「轉」，心安理得。
王芸生之自我批判，無人強迫，完全是自願：
「我從事二十多年的新聞工作，時時策勵自己要做個好記者，自己未曾堅決地把握到階級的立場，主觀上要做好，實際已脫離了人民大眾，甚至給反動統治階級利用了。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個人立場如此不明確，我服務的報紙其中即有官僚資本，為反動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
因此王芸生誓言：「拋棄舊習慣，去掉舊成見，一切重新學，一切重頭幹。」
「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這句最妙，因為這是一句連做賊也可以採用的自我辯解的遁詞。打劫滙豐銀行，可以是挑戰英美西方金融霸權，推行財富公正。
什麼叫做「所謂好沒有標準」？當然有標準。一個記者講真話、報導真相，就是好，其中並無什麼「反動」或「進步」。民國時代，全國民營報紙接近一千份，王芸生認為「全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生意，「進步」之後，他求仁得仁，一句真話也不能講，並遭到批鬥。蠢人下場如此，天理循環，確實也很好。
據說王某是民國時代享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其猶如此，其餘可以想像。民國時代的精英猶如此，今日香港特區，更不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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