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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奴與你]
效率升 瑞典推行6小時工作實驗
以往瑞典曾進行新的工時制的嘗試，但10前瑞典的政治力量向右傾後，這些嘗試就被拉倒。現在瑞典再次進行試驗，哥德堡（Gothenburg）一間名為斯華德戴倫（Svartedalens）的護老院自2月起，護士由原本8小時工作制轉為6小時工作制，但工資並沒有改變。這個實驗的目的是希望能提高員工的工作質素和效率。
護老院實驗：護理員減壓，長者更舒服
「以往我常常感到筋疲力盡，當我回家後就會在沙發上睡昏。」41歲的斯華德戴倫護老院的助理護士莉絲樂天‧佩特森（Lise-Lotte Pettersson）說。「但現在不同了，我能更加集中精神工作，而且家庭生活更有精力。」
護老院的實驗對其他瑞典人很有啟發性︰在哥德堡的薩赫爾格雷斯卡大學醫院（Sahlgrenska University Hospital）的骨科手術部已經轉為6小時工作制，在北部於默奧（Umeå）兩間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亦都採用6小時工作。這並不限於公共部門，小型企業指減短工時能增加員工生產力，同時減低員工流失。
即使護老院需要多聘14名員工來配合較少人手和新的輪班制度，在斯華德戴倫護老院的試驗被人視為成功。護老院的主任安‧夏洛特（Ann-Charlotte）說員工的福利更好，而且護理的質素更高。「自從1990年起，我們的工作量增加，但人手卻更少。我們不能繼續下去。」她說。「在護理行業中，護理員常因精疲力竭而承受許多壓力和疾病——缺乏工作和生活之間失去平衡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佩特森同意夏洛特的說法。照顧一些患有痴呆的老人家需要時刻保持警覺，新制能令她維持高質素的護理服務。「你不能讓老人家覺到很大壓力，否則對雙方都是壞事。」
計劃的顧問本特‧洛倫松（Bengt Lorentzon）表示，斯華德戴倫的實驗現在只有助理護士參與計劃，市內的人力資源系統正整理精密的數據。另外一家實行8小時的護老院將會被用作實驗對照。
「這對於取得証據很重要。」洛倫松說。「以往所有實驗都只重於護士健康和病假，而不是服務的質素。」洛倫松指雖然現在還早下定論，但是斯華德戴倫的護士更有精力、更少壓力和更充裕時間來照顧老人，他們亦更加舒服放鬆。」
企業也支持削工時：我相信時間比金錢更寶貴
隆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的企業管理研究員羅蘭‧保爾森指出，「很長一段時間，政治家不斷說我們需要更多工作和更長工時——工作已經成為目的本身。」他說。「人們花越來越多精力和時間工作。」他說。「但這並不必然是最好。」他指出自從70年代，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提升了一倍，其實人們有可能每天只工作4個小時。
在哥德堡的豐田服務中心，較短工時制已經實行超過10年。員工在13年前開始每天工作6小時，而且從沒有轉回舊制。中心的常務董事馬丁‧班克（Martin Banck）說以往客人對於常要等待很久而感到不高興，而員工亦受到很大壓力和容易犯錯。於是他削減技工的工時，將工時由原本早上7點至下午4點，改為2個6小時的輪更制，第一更由早上6點開始，另一更則由中午12點開始，不過減少和縮短了休息時間。在這個計劃中共有36個技工參與。
「員工覺得這樣更好。員工的流失減低了，而且能更容易請新人。」班克說。「他們上班的交通時間縮短了，公司能更有效地利用機器和減低了成本——每個人都高與。」更重要的是利潤上升了25%。
27歲的馬丁‧基保（Martin Geborg）在是豐田的技工，他在那裏工作了八年。他留在那裏全因為6小工作制。「我的朋友都很妒忌。」他說。他很享受在上班和下班時交通暢通無阻。25歲的桑德拉‧安德森（Sandra Andersson）自2008年起在豐田工作。「能夠在12點下班好極了。」她說。「在成家前，我在工作後能夠到海灘。現在則用整個下午陪小孩。」
斯德哥爾摩一家應用程式開發公司Filimundus的老闆萊納斯‧菲特（Linus Feldt）說，為了提高僱員工作的動機和集中力，公司在1年前改為6小時工作制。
「現在我相信時間比金錢更加寶貴。」菲特說。「能夠提早兩個小時回家是一個很強的動力。你仍然想在這6個小時裏做好工作和維持高生產力，我想是因為人們能夠更加集中精力，因此變得更有效率。」
地方政局逆轉 過往實驗半途流產
在90年代，瑞典曾經有幾個6小時全薪工作制的實驗。在北部的採礦城市基律納（Kiruna），護老院的護理員自1989年開始轉為6小時工作制，令到女性護理員能更好地與在礦場工作的丈夫相處。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府亦在1996年至1998年間於小孩、老人和傷殘人士的護理中心採用6小時工作制。
但自從2005年後，基律納的政治力量由左翼轉向右翼，改革因此推翻而且員工轉回8小時工作。斯德哥爾摩同樣因政權易手令實驗流產。
「他們因政治風向決定而結束它，並說這非常昂貴。」隆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的教授比吉塔‧奧爾森（Birgitta Ohlsson）說，他曾經參與斯德哥爾摩的實驗評估。「但是這個投資能夠增加社區的福祉。更多人有工作，他們有更健康，享受更好的環境。」
奧爾森認為計算案的成本是複雜，這很難分辦究竟減少病假是因為短工時或是其他因素。另外，更多人工作使能減低失業救助金的費用，不過這是幫國家節省錢，而不是幫助地方政府減低請更多人手的成本。
文字及圖片來源：互聯網
文字經本網站編輯
http://www.hkgoodjobs.com/articles.php?p=1024&cat_id=1
護老院實驗：護理員減壓，長者更舒服
「以往我常常感到筋疲力盡，當我回家後就會在沙發上睡昏。」41歲的斯華德戴倫護老院的助理護士莉絲樂天‧佩特森（Lise-Lotte Pettersson）說。「但現在不同了，我能更加集中精神工作，而且家庭生活更有精力。」
護老院的實驗對其他瑞典人很有啟發性︰在哥德堡的薩赫爾格雷斯卡大學醫院（Sahlgrenska University Hospital）的骨科手術部已經轉為6小時工作制，在北部於默奧（Umeå）兩間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亦都採用6小時工作。這並不限於公共部門，小型企業指減短工時能增加員工生產力，同時減低員工流失。
即使護老院需要多聘14名員工來配合較少人手和新的輪班制度，在斯華德戴倫護老院的試驗被人視為成功。護老院的主任安‧夏洛特（Ann-Charlotte）說員工的福利更好，而且護理的質素更高。「自從1990年起，我們的工作量增加，但人手卻更少。我們不能繼續下去。」她說。「在護理行業中，護理員常因精疲力竭而承受許多壓力和疾病——缺乏工作和生活之間失去平衡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佩特森同意夏洛特的說法。照顧一些患有痴呆的老人家需要時刻保持警覺，新制能令她維持高質素的護理服務。「你不能讓老人家覺到很大壓力，否則對雙方都是壞事。」
計劃的顧問本特‧洛倫松（Bengt Lorentzon）表示，斯華德戴倫的實驗現在只有助理護士參與計劃，市內的人力資源系統正整理精密的數據。另外一家實行8小時的護老院將會被用作實驗對照。
「這對於取得証據很重要。」洛倫松說。「以往所有實驗都只重於護士健康和病假，而不是服務的質素。」洛倫松指雖然現在還早下定論，但是斯華德戴倫的護士更有精力、更少壓力和更充裕時間來照顧老人，他們亦更加舒服放鬆。」
企業也支持削工時：我相信時間比金錢更寶貴
隆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的企業管理研究員羅蘭‧保爾森指出，「很長一段時間，政治家不斷說我們需要更多工作和更長工時——工作已經成為目的本身。」他說。「人們花越來越多精力和時間工作。」他說。「但這並不必然是最好。」他指出自從70年代，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提升了一倍，其實人們有可能每天只工作4個小時。
在哥德堡的豐田服務中心，較短工時制已經實行超過10年。員工在13年前開始每天工作6小時，而且從沒有轉回舊制。中心的常務董事馬丁‧班克（Martin Banck）說以往客人對於常要等待很久而感到不高興，而員工亦受到很大壓力和容易犯錯。於是他削減技工的工時，將工時由原本早上7點至下午4點，改為2個6小時的輪更制，第一更由早上6點開始，另一更則由中午12點開始，不過減少和縮短了休息時間。在這個計劃中共有36個技工參與。
「員工覺得這樣更好。員工的流失減低了，而且能更容易請新人。」班克說。「他們上班的交通時間縮短了，公司能更有效地利用機器和減低了成本——每個人都高與。」更重要的是利潤上升了25%。
27歲的馬丁‧基保（Martin Geborg）在是豐田的技工，他在那裏工作了八年。他留在那裏全因為6小工作制。「我的朋友都很妒忌。」他說。他很享受在上班和下班時交通暢通無阻。25歲的桑德拉‧安德森（Sandra Andersson）自2008年起在豐田工作。「能夠在12點下班好極了。」她說。「在成家前，我在工作後能夠到海灘。現在則用整個下午陪小孩。」
斯德哥爾摩一家應用程式開發公司Filimundus的老闆萊納斯‧菲特（Linus Feldt）說，為了提高僱員工作的動機和集中力，公司在1年前改為6小時工作制。
「現在我相信時間比金錢更加寶貴。」菲特說。「能夠提早兩個小時回家是一個很強的動力。你仍然想在這6個小時裏做好工作和維持高生產力，我想是因為人們能夠更加集中精力，因此變得更有效率。」
地方政局逆轉 過往實驗半途流產
在90年代，瑞典曾經有幾個6小時全薪工作制的實驗。在北部的採礦城市基律納（Kiruna），護老院的護理員自1989年開始轉為6小時工作制，令到女性護理員能更好地與在礦場工作的丈夫相處。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府亦在1996年至1998年間於小孩、老人和傷殘人士的護理中心採用6小時工作制。
但自從2005年後，基律納的政治力量由左翼轉向右翼，改革因此推翻而且員工轉回8小時工作。斯德哥爾摩同樣因政權易手令實驗流產。
「他們因政治風向決定而結束它，並說這非常昂貴。」隆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的教授比吉塔‧奧爾森（Birgitta Ohlsson）說，他曾經參與斯德哥爾摩的實驗評估。「但是這個投資能夠增加社區的福祉。更多人有工作，他們有更健康，享受更好的環境。」
奧爾森認為計算案的成本是複雜，這很難分辦究竟減少病假是因為短工時或是其他因素。另外，更多人工作使能減低失業救助金的費用，不過這是幫國家節省錢，而不是幫助地方政府減低請更多人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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