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裏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麼？」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只銅鎚，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裏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鳴鳴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見他，吃了一驚。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乾淨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味大有糾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蹟，逃學，忤逆，沒志氣。我比誰都氣憤，附和著眾人，如此激烈地詆毀他，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

後來，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後母笑了起來道：「咦，你哭什麼？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我丟下了碗衝到隔壁的浴室裏去，閂上了門，無聲地抽噎著，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著眼淚滔滔流下來，像電影裏的特寫。我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台，啪的一聲，一隻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陽台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91），頁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