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又有同學在中文堂上評論年初一晚在旺角發生的事件。她認為示威者敢做就要敢當，不應蒙面，並支持設立反蒙面法。
是的，敢做就要敢當，我看見有不少同學點頭同意。但是，大家有否想過所謂敢當，承擔的是甚麼責任?
在一個法治社會，每個人都要為他的行為負上責任，而法律就是用作定義責任，規範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所以示威者若要承擔拋磚放火的責任，那責任就是由法律所規範，不只是司法程序，他們要經歷的行政程序也有明文規定。在美國的佔領運動後，示威者兩手空空走上警車，到警局錄口供，到法庭接受盤問，對其行為直認不諱。這是公民抗命的基本原則:違法抗爭，然後承擔責任。
問題來了:我們看見梁天琦被捉上警車後，警車立時關燈;我們發現有便衣警員沒有委任證，卻恣意拘捕示威者;我們甚至發現，示威者在數十小時不眠不休才被警察錄下口供。警方這些行為是違反規定的，示威者按法律是不用承擔這些後果。
可能你會說:有監警會呀，示威者可以投訴呀。但是你一說完這句話，便會發覺:原來監警會受理的投訴少之又少，成功控告的案例又少之又少。你記起了朱經緯安然出糧的生活，毆打曾健超的七名警員之嘴臉。然後你承認:現行的制度不能防止警員濫權，示威者的苦痛無處可訴。
示威者敢當他們理應承擔的責任。但是證據確鑿，他們在承擔責任的過程中，會受到不人道的對待，會親歷警員濫權而有口難言。這個制度中，法律也不能保證示威者能承擔適當的責任。制度有病，變得畸形臃腫，而示威者正想改變它。
反抗有兩種:一種在建制內，一種在建制外。當建制內的方法，即是在三十年中泛民以至是本土派所試盡的方法，被政府置若罔聞，甚至加以奚落時，使用建制外的方法就無可厚非。
以前興中會的豪傑四處作亂，官兵捉到他們就會砍死他們，豪傑深明此點，但他們不會自首。你會說他們是敢做不敢當嗎?不，他們正正是知道自己應受甚麼對待，了解制度的荒謬，才要走出建制，要摧毀舊制度不公荒謬之處。這是十分理性的:在兇殘無理的惡法下，沒有需要承擔荒謬誇大的責任。這是基本的風險評估，要改變制度，行動時就要使自己暴露在最小的風險下。
蒙面可能如同學所說，會賦予示威者任意妄為的權力。但是誅心論不合邏輯，你知道示威者的意願嗎?你有他們的口供嗎?而且說到權力，我不禁要問:裝備精良而受專業訓練的正職警員，還是身披土炮裝備的業餘抗爭者比較危險?要阻止旺角烏煙瘴氣的話，我們不是應該都要限制強者的權力嗎?
當然，烏煙瘴氣是必要之惡。我們成長的地方在百多年前也是烏煙瘴氣，華人委身之處蟲豸飛舞，偶有火警時更是焦屍處處，有如煉獄。但正是從這樣的惡劣不足中，華人胼手胝足，建立起我們繁盛的家園。稱頌亞力山大大帝時，你可有看過他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