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青年學生拒絕六四悼念，有人寫文章提出「先做人，再做香港人」，意思是「做人」應有正義感，有是非心，應該善良，對人關愛，對邪惡憤怒，有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因此，毋忘六四是「先做人」的基本要求。
或許我比較冷酷，我不認為缺乏以上美德的人就「不是人」，或不配做香港人。能夠對人類的惡行表達憤怒，願意每年悼念全球為民主獻身者固然好，缺乏這種感情或不想付出個人時間去悼念的人，也不是壞人，也仍然是「人」。世界上許多悲劇，在發生時都有許多人哀痛，隨時日消逝就會淡忘。現在除了香港之外，世上已經沒有哪個地方在紀念六四，但不能說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不是人。
記得在六四前一兩年，當時有媒體就香港的移民潮訪問我，問我香港人是否應該在九七後留在香港做一個「勇敢的中國人」。我的回答是：如果作為寫作者仍然能夠按照我心中所想而不是要依掌權者的意旨去寫，做記者可以照自己採訪到的事實如實報道而不是按掌權者的政治任務去扭曲報道，如果做教師能夠按照自己掌握的學識去教育學生而不是要給學生上政治課，如果做律師做法官可以依照法律而不是依照行政指令去辯護去判案……，如果做中國人可以有這些自由意志，那麼我願意做中國人，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做中國人就意味我們的個人自由意志被強姦被騎劫，那麼我就寧可不做中國人而仍然做一個人了。
我當時的回答也引起一些質疑，但我的想法至今未改。先做人，對我來說，或者對許多香港人來說，不是先要有正義感，而是可以自己掌握的自由意志，簡而言之，就是做自由人而不是做被操控、意志被強暴的奴隸。
當年六四為甚麼能震動幾乎全香港的人心呢？正義感、憤怒、對抗爭學生的同情與哀痛，可以說同全世界民眾相同，但其他地方民眾所沒有的更重要原因，是香港人面對八年後九七回歸的恐懼，我們聲援中國民運，是希望天安門學生爭取民主有成果，希望促進中國民主化，從而使九七回歸後我們仍然可以做自由的香港人，而不是那時候我們所知道的中國人。六四後延續悼念，是延續這種希望，也就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可以帶來「民主香港」。這希望，在過去十九年不斷被事實粉碎，以至絕望。而中國人這個招牌，近年更是被糟蹋得不堪聞問矣。
還要新一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他們堅持自己是香港人，那想法同我三十年前寧可不做中國人而仍然是一個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只不過他們更無懸念。「鴇母龜公」的說法儘管難聽，但如果他們認為把「六四」「愛國」「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綑綁一起，是要把香港人推到一個自由意志不斷被強暴的中國人的地位，那麼有這種極而言之的說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