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事件的匆匆落幕反映了一個現象：不論本土派如何奮力搏殺、擴張支持、佔盡傳媒版面，其「港獨」和「自決」訴求卻從未被主導政商領域的傳統菁英所正視。港獨主張多被中共官員、本地主流政商界、傳統泛民輕蔑或斥責為「不可行、極端、民粹、排外和封閉的保護主義」，「缺乏經濟、政治上可行的客觀條件」，僅僅只是「少數激進分子的政治投機」，不值一哂；或直指其「違法違憲」，寧可無視《基本法》對公民自由的保障，也要透過行政權力禁止港獨派參選。本土派支持者見其言行或許憤怒，但要知道，成本利益分析是這些成功人士理解這個世界的唯一手段。「一國兩制」對於遊走兩岸、坐擁大中華市場、享受制度賦予的自由經濟與法治保護的官員、政客、資本家、乃至白領菁英與學者而言，仍是不可質疑的鐵律，畢竟在這些菁英的計算中，一國兩制帶來的龐大的經濟紅利，僅以少數異議者政治言論、出版的噤聲交換是絕對划算多了。旺角、西環街頭上港獨呼聲喊得再震天價響，也絲毫未能擾動金鐘、中環高聳入雲的大廈內香檳酒杯的碰撞聲。

一座城市就如此分裂為二：一邊是城市輕盈的面容，在地產集團的王國上，金融商業巨廈、辦公大樓、華的紳士淑女們在空中長廊間疾行，口操流利的兩文三語，談論最新的股匯信息與世界脈動；另一邊廂則是城市尷尬的陰影，在擁擠的巷弄間，窄小的公屋、舊大廈櫛次鱗比，操相異口音的本地長者、新移民、南亞裔人士混雜而居，彼此為生存爭奪空間與資源。流動攤販躲著警察「走鬼」、來自深圳河以北的遊客提著滿箱的水貨，在其後叫罵著的是焦慮的本土青年。他們因生活環境的劇烈改變而焦躁：熟悉的街坊被改造成一家家乏味的藥房、金飾店，陌生的語言突然成了慣常，而日益高漲的樓價物價和迷茫的前途，讓他們感到別無退路⋯⋯
在分裂的兩座城間，是一道難以跨越、且不斷增長的鴻溝。高居天空之城的權貴，對改革的呼籲置若罔聞，不屑於任何「激進」的抗爭，因為他們無法理解城市另一角落人們的憤怒、焦慮和憂傷。誰能夠代言這群不安的人，替他們發聲呢？過去佔據反對派代言位置的傳統泛民，這些大律師、國際鎂光燈前高教育水準的「世界公民」們，卻也難以理解不少香港人在劇變下失根的恐懼，和維繫想像中「共同體」的渴望。「香港民族」因應對立的「他者」建構而生，雖然來得突兀，卻也木已成舟，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歷史力量。

香港民族意識形態的凝鍊與詮釋過程，不僅僅是想當然耳「月是故鄉明」的鄉土情懷而已，而是嚴肅的政治辯論與鬥爭，牽涉移民政策、資源的分配、教育文化和暴力的合理化等議題。在漸趨流行的民族主義論述裏，主流菁英或自由主義者在意的經濟效率或是普世正義並非政治決斷的唯一準則，更重要的是「我者」與「他者」的辨別。雖民族性「本質」論調在嚴謹的學術辯論裏備受責難，但我們可將之視為對大中華民族主義論述壓迫的反抗。97 年後劇變來得太快，無論其背後原因是裙帶資本力量的蝕奪，或是中共有計畫地「殖民」與人口換血，在香港人過往的生活空間遭奪蝕、侵佔，而「中國夢」偉大復興計畫對港人言愈見無感甚至嫌惡時，強調敵我辨別與競爭矛盾的「弱小民族」論述在政治場域的確有其市場。

民族主義者較「離地」菁英更能確切捕捉時下香港人焦慮的社會心理，其經過篩選與加工的文化論述，成功宣揚了「香港民族」和他者「中國」的「本質」之別，以「民族存亡」的角度診斷香港的政治社會問題。外地醫生在港的執業資格、中學教育使用的語言與文字、足球場上的「國歌」與勝負、街頭小販與警察的迷藏，每日的生活皆是「香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場。透過一次次的政治動員和衝突，輔以資訊時代發達社群媒體的螺旋效應，「敵我之分」的意識一再強化，正積極挑戰政治經濟學論述及自由派「政治正確」話語權上的的壟斷。

香港獨立、本土優先的口號，若僅扣以「法西斯」或「民粹」的帽子等閒視之，而不以正面論述迎擊，提出可信服的另類改革方案，反而顯現當前主流意識形態對香港困境的束手無策。各陣營彼此缺乏有效論辯平台，在社交媒體推波助瀾的同溫層作用下，如上所述兩座城市間的撕裂與鬥爭，恐怕未來更為加劇。

若香港並未曾因鴉片戰爭而落入英國之手，或是共產中國並未成功奪去香港主權，又或「一國兩制」真能帶來其所承諾的真普選，那「香港民族」一詞恐怕未能像今日一般蔚為風行。然而有趣的是，民族論者雖曉「民族」這一概念實為政治創造的建構而非先驗的本質存在，但這恰巧可以指出親中共人士高舉的「大中華主義」之破綻與荒謬，和證成尚處襁褓的香港民族的合理性。這或許真是世界歷史之標誌性的事件——在普遍認為去殖民化、民族疆界（無論已否立國）已然定型的今日，竟有新的民族，遵照民族主義學者的指示，在中華帝國邊陲的一座國際大都會誕生。

「港獨」運動之興起，固然是香港特殊時空脈絡下的產物。然而敏感的觀察者，或許可將之與近年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後工業國家的大眾主義（populism）和民族主義的反撲相連結，並嘗試解釋其中歷史力量的作用。日前讓全球股匯大震盪、令權威專家跌破眼鏡的英國脫歐，抑或是從笑柄到代表共和黨參選的美國特朗普等，都被分析成是沮喪的普羅大眾，對全球化、經濟自由主義和菁英主導的政治比出的中指。卡梅倫政治賭博的驚人失敗，顯現比「排外民粹」還更嚴重的問題—歐盟議會和西敏寺與英國基層民眾間，特別是來自老舊工業區的中老年失業者、勞工之間的脫節。

英國公投後，主流傳媒紛紛指責、嘲諷脫歐民眾為低學歷、民粹、受騙的愚民，自私地毀壞了支持留歐的年輕人的未來，其實是過於傲慢地否定了歐洲共同體光鮮亮麗背後另一邊的故事：開放市場下低產值產業的衰退、緊縮的右翼自由派政策帶來的貧富差距、與大量移民競爭帶來的工作不穩、薪資的不斷探底、文化衝突、以及難民帶來的安置、治安疑慮等。英國脫歐，並不是一場鬧劇，而是對世界當權者的一記當頭棒喝。

至今雖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對歐盟治理模式提出警告，但當權菁英依舊故我，不為所動，仍未正視這股右翼大眾主義歷史力量的來襲。布魯塞爾要求英國迅速履行公投結果，並計畫在日後談判懲罰英國以殺雞儆猴。倫敦方面則是試圖拖延，暫緩啟動里斯本第 50 條；一家國際律師事務所正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宣告公投程序違憲；而主流媒體對佔多數的脫歐支持者投以鄙視目光，極盡醜化。英國當政者選擇極力阻擋直接民主做出的選擇，反倒更顯西方菁英議會民主的虛偽。

固然香港相較於這些西方老牌民主大國，尚需面對中國威權政體的政經影響力、天朝主義陰影以及專權弄法的港府，但孕育香港本土派與西方右翼民族勢力的土壤，仍有不少相似之處：超國家組織／大國對主權國家／特別行政區內部政策的宰制、移民帶來的經濟競爭、社福資源分配壓力與文化衝突、本土文化在披著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外衣的資本下的淪亡、以及「離地」菁英—傳統政壇、資本家、高階白領、主流傳媒、中產階級—與大眾經驗間的鴻溝。傳統左右輪治的自由主義在西方尚未顯露敗象，但處處可見裂痕與危機。而在香港，港獨派參選立法會遭當局政治力量強硬封殺，兩股勢力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根據中文大學最新公佈的民調，本土派支持群眾雖仍佔人口少數，但其中以青年居大多數，世代差異明顯。然而，當「港獨」勢力在體制內被消音，它不會就此消失，而會回到街頭，回到你我日常生活之中，持續上演兩座城市的對抗。

英國脫歐帶給香港的啟示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並無法解決今日全球化經濟下的深層社會矛盾，反倒因為拉鋸的公投選戰，造成社會更兩極化的決裂。對香港民族主義者而言，「真普選」已然不是最終解決方法，而是完全的主權獨立、邊境的掌控和本土文化的復興。維繫社會共同體的情感與身份認同，才是脫離苦海的正道。然而，脫歐派當前的群龍無首，似乎也暗示了民族主義語言在國內爭取支持雖不難，但與強大對手的談判、鬥爭會是更漫長艱辛的歷程。弱小民族注定是大國政治裏的孤兒，在利字當頭的國際政治裏，港獨派恐怕暫時缺乏爭取強權支持的籌碼；香港國際金融貨運中心的地位，固然為獨立後的烏托邦提供了可能的擔保，卻也是獨立運動過程最艱鉅的阻礙。香港的外資、主流傳媒與本土金融法律菁英會是香港獨立運動者除中共之外最大的敵人。今日建制的「一帶一路」與「中國夢」，泛民的「決戰 689」、「大局為重」，或是本土派的「民族自決」、「獨立建國」，雙方定義的香港，都想當然耳的將「香港」視為一個團結、內部毫無利益矛盾的整體。硬將居住於同一城市的銀行家、大律師、勞工和拾荒婦人皆視為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要求他們必須支持某一共同目標或是大論述，每個個體就從此幸福美滿，這是缺乏階級分析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都容易犯下的錯誤。人類複雜的多元性與差異，並不僅存在於各「想像的共同體」之間，更存在你我這些根據政治人物所聲稱的「民族同胞」的個體之間。要勞工接受移民與之競爭工作無異於天方夜譚，而獨立運動想要於今日找尋支持「港獨」的資本家金主也近乎是痴人說夢。在當前香港，很難相信保守的當權菁英或是大眾民族主義者會彼此作出讓步。那如上所述的兩座城市之間的距離與矛盾，恐怕將更行加劇。

在自由派菁英與群眾漸行漸遠的今日，可行的藥方，除了關照傳統經濟學重視的「整體福祉」下的成本效益分析，還必須兼顧左派在意的「分配問題」與民族主義者關心的社群與共同體感。說來容易，但仔細思量，即可發現這幾種意識型態的基本假設有不少難以統合的矛盾，也難怪本土派青年們要走上勇武一途了。

當社會過於分化，眾人放棄公共議題的辯論，選擇退守社交網絡的同溫層彼此動員，進行言語與行動上的鬥爭，那恐怕屆時我們看到的，不是民族的光榮獨立，而是共同體的瓦解。而最終決定勝利的，將是那不可捉摸、喜歡開玩笑的歷史力量。對於香港而言是福是禍，孰能知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