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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應該承認，此刻已經不再是過去二十年的後冷戰年代，那個年代正在結束，而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未知的新年代。

每逢世代交替的時刻，都很可能遇到極端的政府。使用各種過激統治手段，或者嚴苛，或者濫用權力，或是行為有嚴重道德問題、對施政不負責任，不斷利用公權力進行違憲行為，或者是極度腐敗、利益輸送。在動盪的時代中，對於權力的不莊重，總是一種常態。

所謂亂世，往往就是法律和規則與正義經常相違的時代。在一個和平的時代，奉公守法就是好公民，合法也就合乎道德；但在亂世當中，情況卻很常相反，合法的東西反而是不道德的。例如二戰前後的納粹政府，以軍警大規模拘捕、處決異己者，並以毒氣室殺害大量平民；或比如，在共產陣營瓦解前的東德，政府下令射殺逃離國境的逃亡者。

當自己是純粹的平民，事情也許是簡單的，平民只需要選擇加入、屈服、逃離，或者反抗。不過，如果自己的身份是政府基層人員，當政府頒布有道德問題的政策，那就不得不扮演為難的執行者角色。

身為一個政府人員，理應忠於政府的命令，但是當政府本身有問題的時候，處境就變得非常尷尬，不執行是罪，但執行了可否說我只是依法行事？這也許能說服其他政府基層人員，但對整個群體而言卻是無效的解釋。

政府給自己的任務是射殺平民，那是否要射殺平民？有些執行者會義無反顧地認為並非自己需要考慮的責任，其工作只是執行法律與命令，以及維持現有的秩序。只是當社會的不滿越來越多，而某天這秩序翻轉或崩潰、或者政權輪替之時，過去維護的舊秩序將不再有意義，而自己則親手為一生刻上了烙印。

這樣的問題，在二戰結束後對納粹進行審判時，便不斷發生。對於犯事者而言，審判庭上的「犯罪行為」在舊政府執政時期，都是合法並且是履行職務。因而在審判過程，犯事者宣稱Befehl ist Befehl——我只是執行公務——成了常見的抗辯理由。差不多每個公職人員都認為，自己執行公務，不偷不搶，絕不能算是犯罪。

當時的結論是：即使你犯罪，例如在政府命令下鎮壓或射殺民眾，執行公務絕不是脫罪的理由，但是這勉強可被容許為分擔、減輕刑責的辯護理由。

紐倫堡原則第四條，就說：「當在執行公務時，有任何更合乎道德的做法，則不能用執行公務這樣的理由抗辯」，換句話說，重點並非在於執行者做了什麼，而是該行為，是不是執行公務時唯一的選擇。

這樣的原則表達了雖然是執行命令，但仍有不同的執行方法，而執行者，是可以選擇執行方法的。

舉一個常見的例子，政府迫你對平民開槍，但如果你可以選擇目標，你可以盡量使自己不命中，以不令平民有死傷；如果政府叫你毆打群眾，你是否真的要打下去，打下去是否用力，是否要打到他們頭破血流，這也是執行者的選擇。面對不道德的公務，你仍可以選擇將它執行得「無效」。

重點在於被執行的行為是自己無法控制的部份，還是出於自己的意志；只有完全被迫的部份，才可以把責任推給人，任何自己能控制的部份，責任都在於自己。

廣義一點來看，公務是要執行的，但要將公務執行得徹底，或者官僚式的表面敷衍、徒具其形，讓一個有道德問題的行政指令，產生的影響減至最低，卻是執行者的責任。

田中芳樹的小說《銀英傳》中有一段提到，巴拉特的公務員盡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得很低效，所有事情刻意完全一板一眼，按章工作，以此作為對侵略者集體的抗爭。

諷刺地，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原本是令人難受，低效率的行為，但是，以官僚與徒其具形去對抗不當的命令，卻是最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