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居住了過百名露宿者，過年過節必然有團體到該處派發物資，好不熱鬧；不過下年新年，可能不會再有此景況。政府欲把深水埗欽州街臨時布販市場搬到通州街街市，令人憂慮露宿者將面臨迫遷；其實他們所求不多，只希望有容身之所。


在皇仁書院讀到中三、六十二歲的鄧先生，五年前開始露宿通州街橋底，「以前無木屋，一張張卡板，托起墊褥，鋪喺度。」下大雨最慘，無處可避，所有家當必然濕透，「後來我見佢哋越搭越高，無人詐型，咪越搭越大；由木箱變板，板變膠紙，膠紙變呢啲（木屋）。」鄧生的木屋由他一手一腳搭成，後來有另外兩位同樣姓鄧的男士入住，「三鄧」相依為命。


木屋沒有保安措施，木門和門鎖十分脆弱，經常有人偷竊；他們三人也算有個照應，互相看守財物。鄧生的銀包裝滿飯票及洗衣券，都是慈善機構或有心人派發，「我們三個人派三張，唔使即刻攞晒，有時兩盒三個人食，剩低一張，第日邊個肚餓就攞」。


有來過橋底的人都知，這兒是老鼠樂園，牠們三五成群，日間已見其身影，夜晚更肆無忌憚。鄧生笑說以前沒那麼多，「哈哈，好得人驚架，一排七、八隻，喺你腳走過，當你啲人死架。你嚇佢？佢先唔睬你！」顯然已習以為常。


鄧先生年輕時做飲食，做過很多間餐廳，月薪有一千六百元，當時算十分可觀。後來四十六歲做保安，最後一份工做清潔。一年前，他因腰骨痛及腳痛嚴重，失去工作能力，從此靠綜援渡日。他平日沒甚麼消遣，最多看書、出外買食物和睡覺。看見來派東西、探訪的義工，他說：「如果我行得，我都做義工，真架！」


說起欽州街布販搬來通州街街市的安排，鄧生無奈道：「政府有咩安排？無安排架，貼一張通告，幾時拆，你走唔走，唔走我幫你拆。」他指這是政府一貫作風，預計今次也是這樣。雖然政府至今遲遲未有行動，但一日未宣佈撤回方案，仍然不安，「過完年應該差唔多，因為嗰塊地始終要收，睇吓點趕我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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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本應是一家人相聚喜慶的日子，但在我們甚少經過、政府刻意忽視的天橋底，有過千港人未能安樂過年，不時面臨被趕絕的慘況。根據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H.O.P.E. 2015），前年十月，香港露宿者人口、露宿年期及「再露宿」次數均比二零一三年有上升趨勢；當中超過一半、即八百多名露宿者位於九龍西區。當中原因複雜，但樓價貴是最直接因素。

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露宿者鄧生指，深水埗租一間較便宜的房間月租要一千九百元，連水電二千多元，位於五、六樓。奈何他行動不便，租低一點的便要三千元，「綜援都係一千七百幾租金（津貼），我仲要俾多千幾，咪剩番千幾蚊用？更加不夠！」六十二歲的鄧生，經常坐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前，喜歡有人和他聊天，沒人陪便自己讀聖經。

他結過三次婚，第一次是年少輕狂的十七歲，當時沒有經濟基礎，很快玩完；第二和第三次皆是在內地娶妻，兩次也申請了太太來港，但最終未能長相廝守。原本和現任妻子及女兒租廉租屋，但相處不來，決定離婚，自己搬到街上，「歲月不留人，唔到你話。但我心境仲好似細路仔咁，我都唔識點形容自己，管教自己無方啩」。

說起子女，鄧生更唏噓，「個仔很少返嚟話：『爸爸，去飲茶吧！』點講呢 佢哋讀書嘅時間，我很少理佢哋，只顧搵錢」。子女很少探望，家中沒有兄弟姊妹，「我屋企人過身後，剩番我一個。」不過他說，也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安慰，「我仔咁大，最好的一樣，是沒有沾上任何白粉，毒品，我最安慰便是這件事」。

毒品是露宿者的宿敵，難以判別是因是果。鄧生說：「我成日叫人不要碰，我有辦給你看，你碰（毒品），下場便好像我一樣。你想他們（其他露宿者）年輕時，不是叱吒風雲嗎？一定是叱吒風雲的，便是碰上了（毒品）。」

「瞓街」牧師林國璋在橋底服侍露宿者五年，明白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舉例說：「送佢去戒毒，很有決心，三日後出番嚟（失敗），你預咗，不是你的理想這麼簡單。好似政府咁，希望佢哋脫離露宿行列，有工去返，有樓去住，我哋梗係想，但做唔做到？」

林國璋每星期來通州街當一晚露宿者，醒來便去附近茶餐廳，買大大個九元麵包派給露宿者；平時會幫助他們解決疑難雜症，更為露宿者辦喪事。有些露宿者被他感動，跟隨他信基督教，鄧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指以前沒有信仰，曾對人生感到絕望，現在變得正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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