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荃
心理學學士、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北京大學一向被視為中國“最高學府”之一，北大學生也被視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的繼承者。而近期北大心理系徐凱文老師一篇“四成北大新生認為活著沒意義”[1]的文章在網絡空間飛速流傳，把“空心病”這個形像的詞彙帶到大眾眼前，道出了長期盤踞在中國青年群體中的一個幽靈：“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文中，徐批評中國的功利心態和應試教育讓孩子一味追求成功，而沒有得到“最好的陪伴和愛”，結果造就了 “價值觀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礙”。

　　徐的問題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正是因為它積弊已久。中國中產階級群體的“心理咨詢”消費熱，大概在十年前顯著興起。抑鬱症、焦慮症等等心理健康問題，也隨著崔永元[2]等名人的“科普”而變得眾人皆知。人們對精神健康的重視，也帶來了蓬勃發展的市場和精神科醫生、註冊心理咨詢師、網絡情感達人、成功學專家等等正規或不正規的從業者。

　　當然，這次情況更加特殊。徐老師把國人心中具有神聖地位的北大學子放在火上烤，佐以科學心理學嚴謹的實證調研手法，用讓人觸目驚心的“40.4%”的數據說話——使得價值觀缺陷造成的情緒困擾作為社會問題，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精致利己”的北大精英，與解構式的個人解脫

　　正如徐老師文中所提，他的憂思可與另一位北大教授錢理群老師的吶喊比照來看。2012年，錢教授指出[3]，如今的北大已經墮落，“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遠去，青年成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聰明、靈活、雄心勃勃，把自己的才智在追求個人成功方面發揮到最大。


錢理群教授。

　　徐凱文認為空心人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有著緊密的聯繫。然而他沒有說透的道理在於——空心人恐怕就是想成功而不得的精致利己主義者。

　　在中國，要成為北大學生，就要在高考中“幹掉上萬人”。走進北大，你往往對自己有習慣性的成功期待。如果能繼續在所在院系中成績名列前茅，在社團中眾星捧月，戀愛轟轟烈烈，最後又順利拿到北美名校全獎offer，或進入法、政、商等專業領域就業，你大概是不會表現出空心人症狀的。

　　而如果偏偏自己的成績不再突出，身邊的天才同學就是不學習也考滿分，或者你發現自己除了學習並無一技之長，在各種文藝明星學生前黯然失色，同學們畢業後的去向，已經由社會關係、家庭人脈鋪好了路……總之，如果你已經習慣享受人群裡的優越感，但這種感覺又無法繼續，你很可能就會因嚴重的挫敗感而感到抑鬱。這可能正是徐凱文所說的，精英大學“空心人”有抑鬱情緒卻並不是典型抑鬱症的根源。


北京大學。

　　上述現像在一篇北大學生“羋十四”寫來回應徐老師的文章[4]中也得到印證。作者清楚地看到：對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社會階級流動幾近堵死，唯才是用的教育價值和通過學術水平換來的一點文化資本，在強大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運作體制中，越發杯水車薪。“利己主義者們”很難再保持精致優雅的生活，要吃相難看，或許才能分一杯羹。

　　但是，羋十四看似通透論述卻未能自圓其說——她說“已經參透，人生本無意義”，並認為任何一種所見的“意義系統”都是人們的建構。而在當下，上一輩的意義遭到了解構——我們“沒有經歷過立國的艱辛，沒有像老一輩人那樣有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共同記憶，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全部建構主要來源於政治課本和新聞聯播，所以無法把個人價值溯源完全植根到宏大敘事裡，” 於是我們的人生路上，前方永遠是一片霧茫茫， 險像環生，如臨深淵。

　　但羋又認為，這種意義缺失的恐慌，最終是會被克服的，不是以生命主動終結的形式，就是忍受不確定性繼續生活，直到習慣了思想的漂泊，成就羅曼羅蘭意義上的英雄主義——“看清了生活，然而繼續愛它。” 顯然，她選擇了後者。

　　到這裡，羋十四完成了自己所認同的意義證明過程，但卻停止於此。

　　按照她的邏輯，這一選擇也是某種建構，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羋用同樣的方式解構自己的意義系統，會發生什麼呢？像她自己所說，她發現同齡人中，這樣的一種“無意義的意義”很普遍，“啊，原來大家都一樣。”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青年，不少都被這樣一種無意義感籠罩的時候，我們會知道，這並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巧合，這樣的論述也不是人群中隨機生發出的零星火花——這是一個強大的意義系統，根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借助媒體、教育、家庭中流通的話語不斷強化，並通過民間討論不斷地自我複製、升級，影響著青年。並且，吊詭的是，那些在羋看來與“自我價值”毫無關係的“政治課本、新聞聯播話語”, 也在這個過程裡，作為被否認的他者，起到了建構要素的作用。


三十年“空心病”的政經起源

　　那麼，這套主導今日青年的系統從何而來？ 早在36年前，《中國青年報》就刊登過一篇署名“潘曉”的青年來信，“她”在另一個時空裡，用不同風格的語言，幾乎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活著，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我求助於書本……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
　　“……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麼就是虛偽，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復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



　　這樣一封“個人色彩”強烈的信，其實是上級授意的集體創作，也並非僅僅反映北大學子這個單一精英群體。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社兩位編輯馬笑冬、馬麗珍，在對當代青年進行思想狀況調研時，分別發現了兩個典型的例子：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當時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的女工)；出生於1959年的男生潘祎(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系本科二年級)。編輯把黃曉菊的經歷與潘祎的觀點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組成了“潘曉”。

　　80年代的中國，毛主義的激進政治偃旗息鼓，市場化改革逐漸深入， 在當時的氣氛下，“潘曉”們懷疑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試圖突出個人的優先位置，談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貌似西方的、科學的、現代的價值觀，直接衝擊了雷鋒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意識形態。這種迷茫中對“個人價值”的探索，針對的仍是社會主義集體“大家庭”的背景條件。

　　但潘曉們不會料到，到了90年代，國家從意志層面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組織形式，撤銷以城市單位、農村人民公社為單元的社會組織、保障系統。2000年以後，無論是產業工人所處的單位，農民所在的村集體，還是青年學生所處的校園，過去那種所有制和社會組織形式——都紛紛轉型或解體了。“大家庭”不再，只有個人孤零零地飄散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市場上，個人與資本，個人與國家直接對應，所有制度化的社會關係，除了小家庭，都煙消雲散了。1980年“潘曉”大討論的同時，北京大學在進行海澱區人大代表的普選，學生自我提名，競選演講如火如荼。而到今天，大學校園也不再是公共空間發育的場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從這樣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結構原因，正是“個人價值至上”與國家資本主義對社會侵蝕的結合，是自以為全能的個人，面對畸形社會時，深深的無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創造力

　　三十年前，面對剛剛“告別革命”的中國社會，重新發現自我，反思集體形態下的權力壓制，是需要勇氣和誠實的。而三十年後，原子化的自我已經實現，權力並沒有消失，而是改頭換面，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公共組織形式的隱退，隨著國家-資本的完備，以更隱蔽又無處不在的方式與自我對接，互相強化。

　　一方面，國家-資本的“國家”獨佔了這一時代的一切普遍價值，公民社會的一切努力，必須最終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又敏感地抑制任何自發社會變革的努力，壓縮公民社會的討論空間與行動空間，對個人主義金權至上的風潮卻大開方便之門。

　　在國家-資本籠罩下，一個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愛國的；結果當她意識到國的異己性時，她只能歸於虛無；為了在這虛無中得到一點慰藉，她只能宣稱這天地間的一切心靈都如她自己一般虛無，只為一己之私而生存——這便是看似虛空、實則默認“社會達爾文主義”建構的機制。



　　顯然，建基於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當代心理學，能診斷“空心病”的存在，卻無法提出社會性的方案，有限的個人調適，最終無法應對變化的嚴峻現實環境。一切既有的物質追求、一切既有的關係，都越發索然無味，中國人也許已經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義的時刻。尤其是中國的青年人：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在這樣一套特定的意義系統裡生活下去，如果在我們的政治圖景裡，還有“可能更好”的價值要素，值得我們去建構、實踐，那麼接下來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變的第一個困難是：在今日中國的學校課堂、網絡討論、電影屏幕上，我們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喚”，個人與國家、個人與資本的關係，已經絕大程度上被消費關係所定義。當我們的情感喚起，只限於異性戀浪漫愛、愛國主義、和居高臨下的憐憫時，我們如何去建構一個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間，並確保這個新空間不是舊制度的複製？


雙十一千億交易額。

　　這一切的症結，也許都在於我們如何去開創一條有所突破又有實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邊的一切都是被定義，被建構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構意義？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義的立法者，那為什麼不可以用“我們”取代“我”，成為意義與生活的建構者，而不僅僅是既有經驗道路的消費者和複製者？

　　往往，我們不敢邁出第一步的恐懼，來自於不知道離開平日的“安全空間”後，未知中會有什麼。因此，我們必須用廣義的“知識勞動”，自己成為成新空間中文化、知識的創造者。立足於自己的勞動創造，所面對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虛空。也只有人們走出各自的原子領地，在新的共同體裡創造不一樣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構新意義的可能。如果說中國年輕的精英一代有什麼歷史責任的話，那便是是從國家-資本手裡奪回社會組織與意義感，改造文化，讓它不再是對既有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覆。而最終，生活的詩意，將體現在被實踐的未來，而不在已解構的過去。


註：
[1]: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949462582/106757
[2]: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919/c40606-28722630.html
[3]:http://news.sina.com.cn/c/2012-05-03/040724359951.shtml
[4]:https://zhuanlan.zhihu.com/p/23855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