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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香港的政治冷感世代
香港的政治冷感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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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臺灣朋友說,他有一個身在外國的香港朋友,明明很多事情都對於香港的執政者和其朋黨有意見以及不滿,對他們感到十分厭惡;但談及要投票改變問題的時候,對方的回答就是沒興趣投票,維持生活更重要,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因為政治離那位香港人很遠。臺灣朋友問我,為何香港人不少都會有這種「政治冷感」的現象?
其實,引一段古謠可以很生動的描述這種政治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這些句子到底是甚麼時候作的,誰作的,我並不清楚。但這位作者表達了一個哲學,就是既不想參與政治,也不想政治打擾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這一位香港人,雖然已和作者相隔千年,也不鑿井耕田,但想的事情卻不會相差太遠。那就是只要每天上班,就會帶來理想的生活,政治不會也不應是生活的一部份,哪怕只是很少的部份。
那是好一部份(如果不是大部份的話)華人心目中的理想國。民主或專制,甚麼人統治,都不重要,每人只要注視自己的生活,既不需要理會別人死活,也不需要理會地區的變化,就能多勞多得,得到美滿的人生。平民接觸政治並不會有好結果,輕則勞心,重則丟命,有害無利,應避之則吉。
可見這不是香港人獨有的思想,而是華人,甚至可能是大部份東亞人民潛藏心底已久的願望。不過有一點是顯然的,大陸人和臺灣人會認為香港人政治冷感,而香港人亦會批評大陸人和臺灣人政治狂熱。香港人更普遍的接近這一端,可謂一種能觀察到的現象,到底甚麼導致香港人的這種特質?
只要看香港的歷史,就很容易可以找到答案。我上面有說過,這是一種理想國,而香港就正正曾經實現過這樣的「理想國」。
「香港」這個實體的形成,是國共內戰的副產品。在一九四五年時,香港的人口只有六十五萬。但在一九六五年,香港的人口已超過三百萬。換句話說,這個城市的人口,在二十年裡驚人地變成了五倍。這些人是甚麼人?他們都是難民,以害怕政治會危害生活,而逃來香港的人為主。人口過度急速擴張,歸屬感低落,生存資源例如食水供應卻不足夠,加上兩岸政治力量在香港的角力,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最終引致六十年代暴動的結果。
這是故事的上集,在這裡你看不到大銀幕裡經濟發達,充滿自信,光鮮亮麗的香港。而是看到一大群不斷恐懼政治風波及戰爭的難民,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為的就是避開政治風波,可是政治卻追著他們跑。政治,特別是涉及兩岸華人的政治,對香港人來說就是純粹的創傷。多少人的成長時期,活在恐怖活動、暴徒、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下,對政治的恐懼已達到頂點。
而大家印象中的香港,卻是從這恐懼的頂點開始的。
在一九七一年接任的港督麥理浩,是外交官出身的官僚。他和過往的港督不同,他並不是殖民地官僚,卻對政局和人心有相當透徹的理解,他的政策就是大幅的增加民生福利上的公共開支,一次過同時推行擴建房屋,建立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政策。這一個轉捩點對香港人來說可謂一個震撼教育,剛剛從政治恐懼出來的港人,遇上一次過把香港大部份民生問題包在身上的麥理浩政府,是一個戲劇性的否極泰來。
透過強調本土文化,以及將粵語的地位提升。香港節,對本地信仰的刻意尊重,使香港人不僅不認為文化受外來的威脅,反之大陸的文革對文化的影響更可怕和危險,英國在各種殖民被反抗的慘痛教訓使麥理浩掌握了最重要的一點:居民不會感受到文化受威脅。
當時的香港,經濟繁榮,民生大幅改善,在同一個時間,大陸在文革,臺灣在戒嚴。這光鮮的另一面是,礙於大陸和英國的壓力,麥理浩對於民主化的態度是投鼠忌器,香港人既沒有參與的權利,也沒有參與的需求,在七十年代香港人若不理會政治,在麥理浩政府下得出的是甜美的果實---麥理浩在香港實現了那個華人追求的理想政治境界。
日落斜陽卻經驗豐富的英國官僚,為香港一力負擔了一切這些煩心的政治問題,創造了一個迷你而短暫的理想國;對比之下,因為香港關心政治的人多少跟兩岸政治有涉,在香港人眼中更像是亂源。這種詭異的情況成就了香港人的政治信仰:深信政治只是無風起浪的事情,深信可以在不理會政治的情況下,得到個人的幸福與榮達。
這種政策延續到九七年英國的管治終結,所有在九十年代前出生的香港人,都感受過這樣的時代。去到這裡你就能理解為何香港人對政治會有這種想法:香港人透過政治成功爭取解決問題,改善生活的經驗,幾乎是沒有的。他們一生中都沒有成功的經驗,自然地也看不到這種手段或工具的價值。
當九七之後,不再有英國人可以依賴時,香港人最期望的是,新來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他旗下委任的特區政府,會能夠完全代替英國殖民政府的職能。也就是說,香港人希望能夠再有一次麥理浩的時代。這跟臺灣的「蔣經國情意結」相當的類似,只是麥理浩畢竟是官僚而不是總統,大家未必能把香港的大變記在麥理浩的名下,而只記得這就是那曾經美好過的香港。
這是香港人的夢想,是香港的堯舜時代,一個永遠想回去的理想國時代,不論現實如何改變,大家都很不願意捨棄這種思想,很不願意承認這個想法已經不再現實。之後再說的其他理由,不管是「投票不能改變甚麼」,或者「政治不關我事」,都只是因為對過去欲罷不能。
九十年代後出生的人並沒有這種記憶,當他們成長為成年人時,他們不再抱有這種幻想。這也是為何你可以看到,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後,時代的風開始吹動,像是從沉睡中醒來,變得風起雲湧的原因。
https://1988.lakoo.com/香港的政治冷感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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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臺灣朋友說,他有一個身在外國的香港朋友,明明很多事情都對於香港的執政者和其朋黨有意見以及不滿,對他們感到十分厭惡;但談及要投票改變問題的時候,對方的回答就是沒興趣投票,維持生活更重要,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因為政治離那位香港人很遠。臺灣朋友問我,為何香港人不少都會有這種「政治冷感」的現象?
其實,引一段古謠可以很生動的描述這種政治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這些句子到底是甚麼時候作的,誰作的,我並不清楚。但這位作者表達了一個哲學,就是既不想參與政治,也不想政治打擾自己理想的生活。而這一位香港人,雖然已和作者相隔千年,也不鑿井耕田,但想的事情卻不會相差太遠。那就是只要每天上班,就會帶來理想的生活,政治不會也不應是生活的一部份,哪怕只是很少的部份。
那是好一部份(如果不是大部份的話)華人心目中的理想國。民主或專制,甚麼人統治,都不重要,每人只要注視自己的生活,既不需要理會別人死活,也不需要理會地區的變化,就能多勞多得,得到美滿的人生。平民接觸政治並不會有好結果,輕則勞心,重則丟命,有害無利,應避之則吉。
可見這不是香港人獨有的思想,而是華人,甚至可能是大部份東亞人民潛藏心底已久的願望。不過有一點是顯然的,大陸人和臺灣人會認為香港人政治冷感,而香港人亦會批評大陸人和臺灣人政治狂熱。香港人更普遍的接近這一端,可謂一種能觀察到的現象,到底甚麼導致香港人的這種特質?
只要看香港的歷史,就很容易可以找到答案。我上面有說過,這是一種理想國,而香港就正正曾經實現過這樣的「理想國」。
「香港」這個實體的形成,是國共內戰的副產品。在一九四五年時,香港的人口只有六十五萬。但在一九六五年,香港的人口已超過三百萬。換句話說,這個城市的人口,在二十年裡驚人地變成了五倍。這些人是甚麼人?他們都是難民,以害怕政治會危害生活,而逃來香港的人為主。人口過度急速擴張,歸屬感低落,生存資源例如食水供應卻不足夠,加上兩岸政治力量在香港的角力,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最終引致六十年代暴動的結果。
這是故事的上集,在這裡你看不到大銀幕裡經濟發達,充滿自信,光鮮亮麗的香港。而是看到一大群不斷恐懼政治風波及戰爭的難民,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為的就是避開政治風波,可是政治卻追著他們跑。政治,特別是涉及兩岸華人的政治,對香港人來說就是純粹的創傷。多少人的成長時期,活在恐怖活動、暴徒、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下,對政治的恐懼已達到頂點。
而大家印象中的香港,卻是從這恐懼的頂點開始的。
在一九七一年接任的港督麥理浩,是外交官出身的官僚。他和過往的港督不同,他並不是殖民地官僚,卻對政局和人心有相當透徹的理解,他的政策就是大幅的增加民生福利上的公共開支,一次過同時推行擴建房屋,建立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政策。這一個轉捩點對香港人來說可謂一個震撼教育,剛剛從政治恐懼出來的港人,遇上一次過把香港大部份民生問題包在身上的麥理浩政府,是一個戲劇性的否極泰來。
透過強調本土文化,以及將粵語的地位提升。香港節,對本地信仰的刻意尊重,使香港人不僅不認為文化受外來的威脅,反之大陸的文革對文化的影響更可怕和危險,英國在各種殖民被反抗的慘痛教訓使麥理浩掌握了最重要的一點:居民不會感受到文化受威脅。
當時的香港,經濟繁榮,民生大幅改善,在同一個時間,大陸在文革,臺灣在戒嚴。這光鮮的另一面是,礙於大陸和英國的壓力,麥理浩對於民主化的態度是投鼠忌器,香港人既沒有參與的權利,也沒有參與的需求,在七十年代香港人若不理會政治,在麥理浩政府下得出的是甜美的果實---麥理浩在香港實現了那個華人追求的理想政治境界。
日落斜陽卻經驗豐富的英國官僚,為香港一力負擔了一切這些煩心的政治問題,創造了一個迷你而短暫的理想國;對比之下,因為香港關心政治的人多少跟兩岸政治有涉,在香港人眼中更像是亂源。這種詭異的情況成就了香港人的政治信仰:深信政治只是無風起浪的事情,深信可以在不理會政治的情況下,得到個人的幸福與榮達。
這種政策延續到九七年英國的管治終結,所有在九十年代前出生的香港人,都感受過這樣的時代。去到這裡你就能理解為何香港人對政治會有這種想法:香港人透過政治成功爭取解決問題,改善生活的經驗,幾乎是沒有的。他們一生中都沒有成功的經驗,自然地也看不到這種手段或工具的價值。
當九七之後,不再有英國人可以依賴時,香港人最期望的是,新來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他旗下委任的特區政府,會能夠完全代替英國殖民政府的職能。也就是說,香港人希望能夠再有一次麥理浩的時代。這跟臺灣的「蔣經國情意結」相當的類似,只是麥理浩畢竟是官僚而不是總統,大家未必能把香港的大變記在麥理浩的名下,而只記得這就是那曾經美好過的香港。
這是香港人的夢想,是香港的堯舜時代,一個永遠想回去的理想國時代,不論現實如何改變,大家都很不願意捨棄這種思想,很不願意承認這個想法已經不再現實。之後再說的其他理由,不管是「投票不能改變甚麼」,或者「政治不關我事」,都只是因為對過去欲罷不能。
九十年代後出生的人並沒有這種記憶,當他們成長為成年人時,他們不再抱有這種幻想。這也是為何你可以看到,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後,時代的風開始吹動,像是從沉睡中醒來,變得風起雲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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