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籽：讀書好】
「支那」稱呼被視為辱華，是因為這是近代日本人對中國大陸的稱呼，而中國人要愛國，就必須反日，既然反日，怎能用「支那」稱呼中國呢？好了，大家有否想過，為何愛國必須反日？有人說因為中日近代爆發過兩次戰爭，所以要反日。環顧世界，近代爆發過戰爭的國家、民族多的是，為何沒有聽過愛法必須仇德、愛美必須仇英呢？

今天介紹日本學者岡本隆司《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以淺白的文字，回顧中日近代糾纏不清的關係。作者認為共產黨在八九年六四後，為加強控制提高對政權向心力，於是煽動愛國情緒，而「反日」就被當作是其中一個手段。江澤民時代開始的反日教育宣傳，廿多年後，成功培育出一整代愛國憤青。

現代化角力
但愛國反日並非源於中共，只是他們手到拿來，利用這現成方便就手的政治工具。中日仇恨是東亞近代史的主軸，潛伏的仇日意識，一經煽惑，足以星火燎原。作者分析自十八世紀以降中日兩國的歷史發展，掀開反日深層結構。當時東亞秩序受到西方勢力入侵的衝擊，由於中日之間政治、社會及經濟結構的差異，對於這衝擊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大清表面上是天下帝國，但王權對社會控制力弱，中間的士紳階層才是實際控制者，作者以幕未學者勝海舟的觀察入手，他認為大清皇帝只像個代管人，「支那人將一國的天子與代管人一視同仁，只要對地主無損害，無論換了多少代管人也無妨。」他認為這種國家不能打仗，因國家與社會處於游離狀態。相反江戶時代的日本，統治者需要尋求社會團體的支持合作，統治與被統治者關係密切。在經濟方面，中國由於官府放任，不介入民間經濟，同樣中間團體起重要作用，政經關係分離。日本幕府直接在幕後控制，政經之間二合為一。正由於條件差別，大清是個軟結構，可自我調整吸納西方衝擊，保持原有政治秩序不變。但日本的硬結構，一旦遭遇千年未遇之變局，認識到西方的先進，就全國上下推動維新。

還是體制問題
今天我們為了愛國教育需要，突出了鴉片戰爭的重要性，但實情是戰爭並沒有改變中國，雖然開始與列強締結條約，貿易方面出現買辦，上海取代了廣州，但制度結構依然故我。日本黑船來航，衝擊力比大清弱，但卻動搖了幕府鎖國體制，簽署條約及貿易令舊體制不能維持，產生混亂，這時日本精英明白必須徹底改變，建立一個名為日本的主權國家，重新整合政治、經濟、社會。日本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是國家現代化的一環。相反大清洋務運動，則是督撫重權的環境下，試圖將軍事現代化，上下離心。真正認識日本威脅的是李鴻章，他認為日本比英俄更危，「誠為中國永遠大患。」於是大力推動北洋海軍建設。李之所以視日為大敵，不是憑空臆測，而是目睹明治維新後舉國上下君民一心進行西化，反觀中國仍為體用問題糾纏不休。一八八九年李去信駐日公使，討論中日鐵路建設，指日本以民間集股方式，中國則無法取信人民，進行集股，只能官府出資。李鴻章知日，所以盡量避免外交關係破裂，但最後亦因朝鮮問題開戰，甲午戰爭，成為近代愛國反日的起點。經過日俄戰爭，一次大戰、五四運動、第二次中日戰爭，兩國在現代化進程及角逐東亞新秩序領導地位上較勁，日本一直領先，直至二戰美國掉下原子彈投降。

這段慘痛歷史，本來問題出自中國落伍的體制，無法切合工業文明時代，孫中山那一代見日本成功，於是以日為師，所以他們才要革命，他們心目中的愛國不是口號反日，而是建立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國家，實現上下一心、全國一體。今天共產黨放棄了制度現代化革新，以民族主義、偉大民族復興來創造上下一心，於是愛國自然就等於反日。


李鴻章最先體會到日本現代化的成功，視之為心腹大患。


幕未藩士勝海舟認為中華王朝不濟，是社會力量未能發揮出來的結果。

撰文：劉細良
編輯：謝慧珊

source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special/art/20170929/2016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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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冇講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