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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幗自責：我沒有馮敬恩的勇氣
梁麗幗自責：我沒有馮敬恩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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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上月底到裁判法院聽取圍堵校委會案裁決，當日清晨5點才睡的馮敬恩並無疲態，向在場記者及同學說「無事，今晚食飯！」到場聽審的港大人卻個個一臉肅穆緊張，當中包括學生會「上莊」、前任會長梁麗幗，上午短暫休庭時，馮敬恩走向梁並深深地抱了她一下。
梁麗幗沉穩、馮敬恩感性，這是兩人一貫的相處方式，換了在法庭情境，更似是馮敬恩安慰到場支持的「上莊」。下午再開庭，馮敬恩的「無事，今晚食飯」成真，最終僅判社會服務令。梁麗幗已經趕回了律師樓，繼續處理手頭上的一宗又一宗的社運案件。
對於「下莊」馮敬恩及當晚圍堵行動，梁麗幗總帶著自責。「我覺得將太大責任放在Billy（馮敬恩）、或者Colman（副會長李峰琦）他們這一屆學生會幹事身上，令他們有壓力，無法想清楚這樣是否最好，卻承受了當晚行動的結果。」
每一個年代的學生會會長，都是「被選中的細路」。梁麗幗任內經歷雨傘運動，馮敬恩則兩次圍堵校委會會議及揭發校委會否決副校長任命的內幕。梁麗幗說，每屆學生會會長性格不同，說不準她自己會否用馮敬恩的方式守護港大，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對我而言，我沒有Billy這麼勇敢。」
「我無這樣的勇氣，去做他做過的事情。」
去年1月26日，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在首度主持港大校委會會議，結果校委會通過會後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管治。
在大樓外的罷課委員會成員梁麗幗當時感到有點出乎意料：「李國章他說做（設立專責委員會），但入面其實沒有任何substance，明知是拖延的，那一刻我覺得他了解會給當晚（校委會會議）外面的人訊息，『到底我們應否繼續下去，是否需要叫他坐下來和我們談，交出詳細的方案呢？』這樣會多了很多uncertainty。」
今日梁麗幗毫無顧忌地直指李國章毫無誠意修改校委會組成、一直拖延，但圍堵的學生沒有水晶球，不能預示一年多後校委會沒有接納三人專責小組的改革建議。在只得十度的寒夜，學生堵塞會議大樓的兩個主要出口，改為聚焦要求李國章對話，要求交代修改時間表。
除了策略上未深思如何向校委會「還價」，梁麗幗承認，當時沙宣道示威人數不理想，當時情況也臨時決定，匆忙之中，與馮敬恩沒有足夠時間沙盤推演不同情況。
「即使同學中未必真的有想法去衝，好像我們少數人看到迫切性，然後便去做了，就算他（馮敬恩）未有足夠時間想清楚就去做。當晚其實沒有仔細談，所以才有混亂的情況。」
沙宣道圍堵校委會，梁麗幗當時帶領罷課委員會，深夜與校長馬斐森對話，最終不歡而散。
當日約百名港大學生及校友參與圍堵，最終兩人被捕，一個是校委會本科生代表、時任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另一個則是副會長李峰琦。
馮敬恩免於即時入獄，除了自己懇切的求情信，部分校委會成員、港大校友、校內教授、歷屆學生會幹事聯署信，共過百人的求情信等發揮關鍵作用。梁麗幗說很感謝當中幫手牽線的港大中人及校友，有些寫了長長的內容，道出馮敬恩的故事，有些則意料之外。
對於有份求情的港大校長馬斐森，梁麗幗不點名說，「我自己覺得，固然某些人未必好真心去寫，我無法揣測，可能有這樣的人，例如馬斐森校長那封比較短，內容上未必很多願意寫得深入一點……嗯，俗一點說，就是比較行貨。」
梁麗幗說，比較意外紀文鳳肯為李峰琦撰寫求情信，「她寫的時候未必真的……呃……我覺得她的情況和校長比較相似，都是比較短，內容上比較general一點。」
「但我始終覺得有寫比無寫好，都多謝她有份寫。」
回顧馮敬恩在港大校委會三件大事，港大梁銶琚樓圍堵校委會、揭發校委會會議內容及沙宣道圍堵，梁麗幗事前都有和馮敬恩討論過，化解「下莊」猶豫，或者想不通的地方。「具體的建議，我現在都忘了。他最終做了的事，我都支持他的。」
這份支持也是梁麗幗自責的來源。例如前年7月份，港大校委會決定「等埋首席副校長」而延後處理副校長任命，梁麗幗在第一次圍堵校委會概括地提醒過馮敬恩，「是時候要做一些事，現在不做就太遲了，類似這些，就推了他（去做），其實他未想清楚這樣做是否最好，就好似迫了他去做。」
「他因為（第二次圍堵）行動負了責任，我都會覺得、我都要承擔責任，因為我給壓力給他，令他做了這件事，我覺得我都是其中一個壓力的來源。」
部分關注副校長風波的港大校友私下微言，質疑馮敬恩手法過激，應該嘗試在校委會內對話。梁麗幗表示，過去學生會「老鬼」與校委會相處比較融洽，即使她在校委會擔任本科生代表時，也見到部分保守的校委公正持平處理戴耀廷捐款風波，佔領時也有校委問候她。
「我覺得到我那一年其實都未太差。但到了李國章入來之後，整個校委會是另一個dynamics來的。所以真的不能用以前校委會去比較。」
梁麗幗形容，學生在校委會內推動改革，是一個「孤獨的角色」，有時會有無力感。除了校委會內人數輸蝕，更重要是學生錯覺校政有空間可以透過對話或談判解決，局內人卻知道已用盡方法。梁麗幗指出，馮敬恩勇氣不只來自毋懼後果，「某些學生會會長任期內都有做過面對法律後果的事，但在校內去做，是有點不同的。」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7327/梁麗幗-馮敬恩-港大校委會-7327/梁麗幗自責：我沒有馮敬恩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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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上月底到裁判法院聽取圍堵校委會案裁決，當日清晨5點才睡的馮敬恩並無疲態，向在場記者及同學說「無事，今晚食飯！」到場聽審的港大人卻個個一臉肅穆緊張，當中包括學生會「上莊」、前任會長梁麗幗，上午短暫休庭時，馮敬恩走向梁並深深地抱了她一下。
梁麗幗沉穩、馮敬恩感性，這是兩人一貫的相處方式，換了在法庭情境，更似是馮敬恩安慰到場支持的「上莊」。下午再開庭，馮敬恩的「無事，今晚食飯」成真，最終僅判社會服務令。梁麗幗已經趕回了律師樓，繼續處理手頭上的一宗又一宗的社運案件。
對於「下莊」馮敬恩及當晚圍堵行動，梁麗幗總帶著自責。「我覺得將太大責任放在Billy（馮敬恩）、或者Colman（副會長李峰琦）他們這一屆學生會幹事身上，令他們有壓力，無法想清楚這樣是否最好，卻承受了當晚行動的結果。」
每一個年代的學生會會長，都是「被選中的細路」。梁麗幗任內經歷雨傘運動，馮敬恩則兩次圍堵校委會會議及揭發校委會否決副校長任命的內幕。梁麗幗說，每屆學生會會長性格不同，說不準她自己會否用馮敬恩的方式守護港大，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對我而言，我沒有Billy這麼勇敢。」
「我無這樣的勇氣，去做他做過的事情。」
去年1月26日，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在首度主持港大校委會會議，結果校委會通過會後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管治。
在大樓外的罷課委員會成員梁麗幗當時感到有點出乎意料：「李國章他說做（設立專責委員會），但入面其實沒有任何substance，明知是拖延的，那一刻我覺得他了解會給當晚（校委會會議）外面的人訊息，『到底我們應否繼續下去，是否需要叫他坐下來和我們談，交出詳細的方案呢？』這樣會多了很多uncertainty。」
今日梁麗幗毫無顧忌地直指李國章毫無誠意修改校委會組成、一直拖延，但圍堵的學生沒有水晶球，不能預示一年多後校委會沒有接納三人專責小組的改革建議。在只得十度的寒夜，學生堵塞會議大樓的兩個主要出口，改為聚焦要求李國章對話，要求交代修改時間表。
除了策略上未深思如何向校委會「還價」，梁麗幗承認，當時沙宣道示威人數不理想，當時情況也臨時決定，匆忙之中，與馮敬恩沒有足夠時間沙盤推演不同情況。
「即使同學中未必真的有想法去衝，好像我們少數人看到迫切性，然後便去做了，就算他（馮敬恩）未有足夠時間想清楚就去做。當晚其實沒有仔細談，所以才有混亂的情況。」
沙宣道圍堵校委會，梁麗幗當時帶領罷課委員會，深夜與校長馬斐森對話，最終不歡而散。
當日約百名港大學生及校友參與圍堵，最終兩人被捕，一個是校委會本科生代表、時任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另一個則是副會長李峰琦。
馮敬恩免於即時入獄，除了自己懇切的求情信，部分校委會成員、港大校友、校內教授、歷屆學生會幹事聯署信，共過百人的求情信等發揮關鍵作用。梁麗幗說很感謝當中幫手牽線的港大中人及校友，有些寫了長長的內容，道出馮敬恩的故事，有些則意料之外。
對於有份求情的港大校長馬斐森，梁麗幗不點名說，「我自己覺得，固然某些人未必好真心去寫，我無法揣測，可能有這樣的人，例如馬斐森校長那封比較短，內容上未必很多願意寫得深入一點……嗯，俗一點說，就是比較行貨。」
梁麗幗說，比較意外紀文鳳肯為李峰琦撰寫求情信，「她寫的時候未必真的……呃……我覺得她的情況和校長比較相似，都是比較短，內容上比較general一點。」
「但我始終覺得有寫比無寫好，都多謝她有份寫。」
回顧馮敬恩在港大校委會三件大事，港大梁銶琚樓圍堵校委會、揭發校委會會議內容及沙宣道圍堵，梁麗幗事前都有和馮敬恩討論過，化解「下莊」猶豫，或者想不通的地方。「具體的建議，我現在都忘了。他最終做了的事，我都支持他的。」
這份支持也是梁麗幗自責的來源。例如前年7月份，港大校委會決定「等埋首席副校長」而延後處理副校長任命，梁麗幗在第一次圍堵校委會概括地提醒過馮敬恩，「是時候要做一些事，現在不做就太遲了，類似這些，就推了他（去做），其實他未想清楚這樣做是否最好，就好似迫了他去做。」
「他因為（第二次圍堵）行動負了責任，我都會覺得、我都要承擔責任，因為我給壓力給他，令他做了這件事，我覺得我都是其中一個壓力的來源。」
部分關注副校長風波的港大校友私下微言，質疑馮敬恩手法過激，應該嘗試在校委會內對話。梁麗幗表示，過去學生會「老鬼」與校委會相處比較融洽，即使她在校委會擔任本科生代表時，也見到部分保守的校委公正持平處理戴耀廷捐款風波，佔領時也有校委問候她。
「我覺得到我那一年其實都未太差。但到了李國章入來之後，整個校委會是另一個dynamics來的。所以真的不能用以前校委會去比較。」
梁麗幗形容，學生在校委會內推動改革，是一個「孤獨的角色」，有時會有無力感。除了校委會內人數輸蝕，更重要是學生錯覺校政有空間可以透過對話或談判解決，局內人卻知道已用盡方法。梁麗幗指出，馮敬恩勇氣不只來自毋懼後果，「某些學生會會長任期內都有做過面對法律後果的事，但在校內去做，是有點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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