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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 Yeung:為了社會褔祉,全面取消通識科的公開考試是最佳方法。
文:Cliff Yeung
"Nothing in all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 and conscientious stupidi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If the exam architects are extremely sincere and conscientious, their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would be of comparable degree to have caused such calamity.
公開考試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給大學收生提供一個參考。香港的大學進行收生時主要參考學生的文憑試成績,若考試的成績並不能反映學生的能力,會製造錯誤訊息,以這些成績的優劣作收生決定會是災難性的。學生與不同學系的學位會岀現嚴重錯配,投放在人才培育的資源付諸流水,社會也難有合適的人才以配合未來發展。
之前的文章分析了通識科的評改準則,內容錯漏百出,有違反常識的、有邏輯錯誤的。讀者需知,通識科的評改準則是在整個評核過程中所有直接或間接決定考生成績的通識教育專家經過反覆討論而得出來的的產物,質素如此低劣,實際的評核工作是何其荒誕混亂,讀者自行想像。執行上如此差劣的考試,很難說服大眾這考試的成績可以準確反映學生能力。
事實上,某些大學很可能已經察覺到這問題。在2012年第一屆通識科文憑試舉辦完畢之後,香港科技大學在2013年9月宣布更改2014年的入學計分法,由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個必修科均列入「必須計分科目」,改為只將英文及數學列入「必須計分科目」,中文及通識科成績只需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香港科技大學說更改入學計分法的原因,是分析數據後,發現2012年度入學的學生在科大的校內成績與這兩個科目的文憑試成績沒有多大關係。這是對文憑試中文科及通識科投下的不信任票。
其後也有其他大學的個別學系不把中文科及通識科列入「必須計分科目」,改為計算最佳五科或最佳六科成績。及至2016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改變入學計分方法,57個學科中的41個學科由原來計算四個必修科加兩個選修科,改為計算最佳五科成績。這些變動有助減低通識科對大學收生造成的混亂,也有助減少通識科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但如果學生在通識科取得好成績,計算最佳五科成績仍是會把通識科製造的錯誤訊息考慮在內。為了社會褔祉,全面取消通識科的公開考試是最佳方法。
管理不善的公開考試應該不只是通識科,從香港科技大學當年更改入學計分方法的決定作出推斷,中文科文憑試的問題應該也不少。若加上其他觀察,中文科製造的錯誤訊息很可能比通識科還要嚴重。為何有這樣的推斷呢?這是基於三方面的觀察。
第一,文憑試開辦以來,傳媒報道了不少中文科的考評「笑料」,荒謬之事比有關通識科的報道嚴重很多。通識科沒有被傳媒發現明顯問題,但考試管理已經如此不堪,中文科文憑試的管理和執行很可能比通識科更壞。
另一個觀察,是每年只有大約一半文憑試考生的中文科成績達致大學設定的最低入學要求(即第三級),而考生符合英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也是第三級)的百分比與中文科相若。這事實與常理不符。大學有關語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理應是為了確保學生的語文程度達到一定的水準,不會妨礙接受大學教育,而根據考評局的說法,科目的等級反映學生在該科目的能力。相信時常有接觸香港學生的大學教授及中學老師,都不會認同香港的學生普遍而言在溝通及學習方面中語及英語能力相若,而事實上,教育局的授課語言政策也顯示適合以中語授課的中學生遠較適合以英語授課的為多。若考慮到香港的大學多以英語授課,中文科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與英文科相若這事實更是疑團重重。
第三個觀察與第二個觀察有直接關係,是中學生對中文科的恐懼史無前例。私營補習市場佔有率最高的一間大型補習學校在2015年申請上市,從申請上市的文件可見,其中一位「頂級名師」在2013-15年度每年為該學校貢獻40%-50%的收入,其後另一補習學校刊登廣告以8,500萬年薪公開挖角,間接披露了那位「頂級名師」是任教中文科的。從上述資料可以得出一個粗略的結論:在那市場佔有率最高的補習學校,中文科的補習人數最多,在最誇張的一年,補習中文科的人數等於其他所有科目的補習人數總和,在其餘的年份,補習中文科的人數應該也相近於其他三個必修科目(即英文、數學和通識)的補習人數總和,幾近瘋狂狀態。學生對考核自己母語的學科如此恐懼前所未見,極不尋常。
大學就中文科與英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皆是第三級,學生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也相若,但需要補習母語的學生遠超英文科,更等於(甚至超過)英文、數學及通識三個必修科目的人數總和,屬於奇聞;學生瘋狂補習中文科,但達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竟又與英文科相若,只有半數,那是說在瘋狂補習之下,有接近一半的考生掌握母語的能力竟然達不到可接受大學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奇中之奇。
出現以上的奇怪現象,有兩個可能:
一.香港的中學生出現了集體基因突變,同時喪失了掌握母語的能力
二.中文科文憑試的評核出現極嚴重問題,該考試的成績根本不能反映學生的中語能力,同時也不能反映學生的其他能力,亦即成績非常隨機化
在成績極度隨機化的情況下,即使是能力非常高的學生,千方百計也不能在中文科取得上佳成績,甚至連達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把握也沒有。一些學生在各科目的成績優異,但因為中文科成績未能達到第三級的最低要求而不獲大學取錄,時有所聞;一些名校的 IB 課程大受歡迎,家庭有經濟能力負擔得起這些課程的學生,用 IB 成績從非聯招途徑報考香港的大學,以避過中文科考試帶來的不確定性,也不屬罕見;大學為了取錄最頂尖的學生,對個別未符合中文科要求的學生格外開恩,已經不是稀奇事。按常理推斷,加上通識科的荒唐事,讀者對中文科考試的管理質素應該心中有數。我沒有仔細看過中文科文憑試的試卷,日後有空會拿來看看,與讀者分享。
上述種種畸形現象,政府責無旁貸,應該着手處理。通識科可以取消,但中文科不能不教,而涉及課程及考試的變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無論如何,大學的當務之急,是負責收生的部門應該盡快做一些數據研究,看看學生的文憑試成績與學生在大學校內表現的關係,調整收生的計分方法。若通識科及中文科製造了錯誤訊息,應在入學計分時指明不計算該等科目,即使少計兩科,大學按個別學系的特質加大英文科或數學科的比重,也可以避過通識科及中文科帶來的錯誤訊息,以免用在大學教育的社會資源出現嚴重錯配,也避免這錯配對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Nothing in all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 and conscientious stupidi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If the exam architects are extremely sincere and conscientious, their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would be of comparable degree to have caused such calamity.
公開考試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給大學收生提供一個參考。香港的大學進行收生時主要參考學生的文憑試成績,若考試的成績並不能反映學生的能力,會製造錯誤訊息,以這些成績的優劣作收生決定會是災難性的。學生與不同學系的學位會岀現嚴重錯配,投放在人才培育的資源付諸流水,社會也難有合適的人才以配合未來發展。
之前的文章分析了通識科的評改準則,內容錯漏百出,有違反常識的、有邏輯錯誤的。讀者需知,通識科的評改準則是在整個評核過程中所有直接或間接決定考生成績的通識教育專家經過反覆討論而得出來的的產物,質素如此低劣,實際的評核工作是何其荒誕混亂,讀者自行想像。執行上如此差劣的考試,很難說服大眾這考試的成績可以準確反映學生能力。
事實上,某些大學很可能已經察覺到這問題。在2012年第一屆通識科文憑試舉辦完畢之後,香港科技大學在2013年9月宣布更改2014年的入學計分法,由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四個必修科均列入「必須計分科目」,改為只將英文及數學列入「必須計分科目」,中文及通識科成績只需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香港科技大學說更改入學計分法的原因,是分析數據後,發現2012年度入學的學生在科大的校內成績與這兩個科目的文憑試成績沒有多大關係。這是對文憑試中文科及通識科投下的不信任票。
其後也有其他大學的個別學系不把中文科及通識科列入「必須計分科目」,改為計算最佳五科或最佳六科成績。及至2016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改變入學計分方法,57個學科中的41個學科由原來計算四個必修科加兩個選修科,改為計算最佳五科成績。這些變動有助減低通識科對大學收生造成的混亂,也有助減少通識科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但如果學生在通識科取得好成績,計算最佳五科成績仍是會把通識科製造的錯誤訊息考慮在內。為了社會褔祉,全面取消通識科的公開考試是最佳方法。
管理不善的公開考試應該不只是通識科,從香港科技大學當年更改入學計分方法的決定作出推斷,中文科文憑試的問題應該也不少。若加上其他觀察,中文科製造的錯誤訊息很可能比通識科還要嚴重。為何有這樣的推斷呢?這是基於三方面的觀察。
第一,文憑試開辦以來,傳媒報道了不少中文科的考評「笑料」,荒謬之事比有關通識科的報道嚴重很多。通識科沒有被傳媒發現明顯問題,但考試管理已經如此不堪,中文科文憑試的管理和執行很可能比通識科更壞。
另一個觀察,是每年只有大約一半文憑試考生的中文科成績達致大學設定的最低入學要求(即第三級),而考生符合英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也是第三級)的百分比與中文科相若。這事實與常理不符。大學有關語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理應是為了確保學生的語文程度達到一定的水準,不會妨礙接受大學教育,而根據考評局的說法,科目的等級反映學生在該科目的能力。相信時常有接觸香港學生的大學教授及中學老師,都不會認同香港的學生普遍而言在溝通及學習方面中語及英語能力相若,而事實上,教育局的授課語言政策也顯示適合以中語授課的中學生遠較適合以英語授課的為多。若考慮到香港的大學多以英語授課,中文科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與英文科相若這事實更是疑團重重。
第三個觀察與第二個觀察有直接關係,是中學生對中文科的恐懼史無前例。私營補習市場佔有率最高的一間大型補習學校在2015年申請上市,從申請上市的文件可見,其中一位「頂級名師」在2013-15年度每年為該學校貢獻40%-50%的收入,其後另一補習學校刊登廣告以8,500萬年薪公開挖角,間接披露了那位「頂級名師」是任教中文科的。從上述資料可以得出一個粗略的結論:在那市場佔有率最高的補習學校,中文科的補習人數最多,在最誇張的一年,補習中文科的人數等於其他所有科目的補習人數總和,在其餘的年份,補習中文科的人數應該也相近於其他三個必修科目(即英文、數學和通識)的補習人數總和,幾近瘋狂狀態。學生對考核自己母語的學科如此恐懼前所未見,極不尋常。
大學就中文科與英文科的最低入學要求皆是第三級,學生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也相若,但需要補習母語的學生遠超英文科,更等於(甚至超過)英文、數學及通識三個必修科目的人數總和,屬於奇聞;學生瘋狂補習中文科,但達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百分比竟又與英文科相若,只有半數,那是說在瘋狂補習之下,有接近一半的考生掌握母語的能力竟然達不到可接受大學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奇中之奇。
出現以上的奇怪現象,有兩個可能:
一.香港的中學生出現了集體基因突變,同時喪失了掌握母語的能力
二.中文科文憑試的評核出現極嚴重問題,該考試的成績根本不能反映學生的中語能力,同時也不能反映學生的其他能力,亦即成績非常隨機化
在成績極度隨機化的情況下,即使是能力非常高的學生,千方百計也不能在中文科取得上佳成績,甚至連達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把握也沒有。一些學生在各科目的成績優異,但因為中文科成績未能達到第三級的最低要求而不獲大學取錄,時有所聞;一些名校的 IB 課程大受歡迎,家庭有經濟能力負擔得起這些課程的學生,用 IB 成績從非聯招途徑報考香港的大學,以避過中文科考試帶來的不確定性,也不屬罕見;大學為了取錄最頂尖的學生,對個別未符合中文科要求的學生格外開恩,已經不是稀奇事。按常理推斷,加上通識科的荒唐事,讀者對中文科考試的管理質素應該心中有數。我沒有仔細看過中文科文憑試的試卷,日後有空會拿來看看,與讀者分享。
上述種種畸形現象,政府責無旁貸,應該着手處理。通識科可以取消,但中文科不能不教,而涉及課程及考試的變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無論如何,大學的當務之急,是負責收生的部門應該盡快做一些數據研究,看看學生的文憑試成績與學生在大學校內表現的關係,調整收生的計分方法。若通識科及中文科製造了錯誤訊息,應在入學計分時指明不計算該等科目,即使少計兩科,大學按個別學系的特質加大英文科或數學科的比重,也可以避過通識科及中文科帶來的錯誤訊息,以免用在大學教育的社會資源出現嚴重錯配,也避免這錯配對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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