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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的焦慮與平靜，跟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有關。從一個熱愛寫作的中國年輕人，最後變為居於美國的世界人，他經歷的去國始末，讓人焦慮，也讓人平靜。

特約記者 冼麗婷

如果可以，余杰寧願只寫文學作品。他說自己靦腆得像沈從文，適合很內向很文藝很安靜地做自己的文學的創作。「如果中國是一個像美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會大量的寫小說寫詩歌，不會做政治的評論。」但是，從來作家就不可能對世界的人和事無慟於衷。

原本口吃的余杰，跟也是口吃的劉曉波，在世相知。北京大學中文學系碩士畢業的余杰，跟拿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的劉曉波，感情比親人還要好。

余杰與劉曉波認識於九十年代末，中國蠢蠢欲動，再踏一步就要富起來的時候，各種各樣的人，懷着光明美好的希望，做自己認為對的，包括想糾正錯誤的過去，以為指日可待。劉曉波第三次坐牢的時候，劉霞帶余杰銷售達一百萬冊的《火與冰》給他看，兩個男人互不認識，單看文字，劉曉波批評余杰年輕自戀，工於心計。可是，劉曉波出獄後，兩人第一次見面交流，同類人的思維，打通穴腑，沒有排斥，而且，年長的，對年輕的，愛惜得很。

這段時間，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全速發展下，盛世匆忙，好日子，大家都想把一切雕在刻下。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台灣人莊崧冽，「莊仔」，他在97年至2003年先後於北京大學東門、香山、清華大學南門附近，開了合共三間咖啡館，名字叫「雕刻時光咖啡館 Sculpting In Time Cafe」，取名自前蘇聯導演安德列．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所寫的電影自傳《雕刻時光》。他當時對記者說，十年北京生活，可以想見，香港不能隨心所欲說話，是早晚的事情。

台灣人用前蘇聯導演情懷在中國共產政權下經營咖啡館，沒有政治聯想，只希望留住時間和人的感情。余杰也曾是「雕刻時光」的常客，在那裏，他認識許許多多的維權人士，包括剛去世的維權律師李柏光，其他大多已不知去向。

活在當下，不問將來，到時間洪流反臉不認人之時，很多人與事，轉眼成空，曾經美好的日子，仿佛已成一幅雕刻。要看見的人就會看見，對不想看見的人，形同消失。

余杰與妻子及兒子，2012年1月11日開始，移居美國維珍尼亞州。今天，去國六年，劉曉波骨灰投奔海裏自由還不到一年，劉霞仍然在家裏被軟禁。今年1月24日，記者與攝影師曾漢楝從紐約開車往余杰家裏訪問。為了兒子讀書求學，他們一家剛從另一社區搬來不久，這裏跟香港科技大學前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張灝住處很近，張教授是他精神交流對象。張灝跟余英時都是認識已久而近乎同輩學者，畢竟，去國當一個世界人，別時容易見時難，自由，飄泊，心之所安，不是跟人有關，就一定是跟神有關。

余杰太太劉敏在美國的教會裏當傳道人，余杰坐在夏天用來乘涼的偏廳拍照時，還是拿着一本《聖經》。在宏大的宗教信仰裏，人不要妄圖把此生的故事完美，一切一切，本來就該知道是很多的不完美，包括別人所作的，自己所作的。就因如此，余杰是流亡、是自由，生命該是他的敍述，還是別人的看法？所有解釋和原因的總和，都是了解一代一代去國知識份子的重點。是世界忘記了他們，還是他們想逃離世界焦點？了解他們的同時，也要了解向他們施壓的政權。

余杰的故事，是一個人跟一個政權的關係，一切焦慮或者感覺沒有焦慮，只能釋放，不能掩藏。他與劉曉波相差十八歲，異代北京才子相逢口吃中，只有劉霞跟劉敏，能親歷兩人丈夫的口吃對談。兩個男人，都經歷「失去兒子」的傷痛，余杰是因為太太曾流產，劉曉波則是因為虧負前妻陶力，最後妻兒到美國生活，再沒有音訊。坐牢的劉曉波，透過劉霞鼓勵余杰太太劉敏，最終會再有小天使到來的。

那一種生活，那一種相知，那一種情誼，還留今天。北京孤獨的劉霞，獨有的思想感情，遠遠的，還藏在維珍尼亞州余杰地下室那幅黑色花朵油畫。

畫裏開出的花朵，對每一個人都有不同意義。今天，余杰說話已經沒有口吃，他對記者說，劉霞現在基本上能活動，但身體很多部份出問題。她有皮膚病，腸胃有病，心臟也有問題，患了嚴重抑鬱症，友人致電，她一下就哭15分鐘，一直哭。

「現在她被嚴密的軟禁在家中，偶爾可以出去買一些食物，可以到外面吃一個飯。她有幾個私人朋友，會一起吃一頓飯。但心情及思想狀態都很痛苦，有幾個好朋友能打電話找她，每次還沒開口，她就一直哭。」劉霞先後失去父親、母親、丈夫，弟弟受牽連入獄，目前保外就醫，哥哥疏遠。以余杰的說話，劉霞可謂家破人亡，精神瀕臨崩潰邊緣，全世界目睹此暴行，無能為力。

劉霞現在唯一可以做，就是畫畫，「因為她是畫家。所以我們都鼓勵她多畫畫。至少在畫畫的時候，可以忘記這些痛苦。」

「她畫什麼畫啊？」記者問。
「畫風景，很多。」余杰一句一句回答所知道的。

「哪裡的風景？」

「畫樹，她畫很多樹木。所以前兩年她哥哥來美國訪問，也到我家，我們就帶他到附近很多山去拍攝，拍森林、拍樹，回去，她就照著畫。」

「但是內地的不行嗎？」

「她不能，在北京，比如說香山，去玩，那她肯定不能去啊。」

「其實她沒有活動的自由？」

「沒有沒有。」

除了畫畫，劉霞身體很不好。香山楓葉，還沒有見識過，北京顏色，對很多人都已成舊事。

「我難以想像這麼痛苦，這麼多病，她還能照顧自己嗎？平常她是怎麼生活的？會不會已經是個病人躺在病床上面？」記者還在問。

「沒有沒有，還好。她可以行動啊，這些都還可以，她還能自己去買東西。」好朋友被軟禁在家裏，余杰希望西方，特別是美國，加大壓力，讓劉霞能夠出來。「現在我覺得西方世界壓力不夠，所以她沒辦法自由。」

「她出來又怎麼樣？」這是個問題，不是看法。悲哀如她的人，可以怎樣活下去？

「至少在一個自由的...至少有自由啊。」

「你覺得她能不能活下去？」出於憐惜。

「當然能啊。出來以後，因為她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西方化的，比如說我們原來到她家，她很會做西餐招待我們。」他看以往美好生活，是力量的來源。

「例如是什麼東西啊？」

「比如說牛排這些，她都很會做。她也特別喜歡喝紅酒，各種紅酒，她都能夠品。像我，我根本不知道哪個紅酒好，都是一樣的，但她能夠知道。我們到她家喝酒，她有那個玻璃器皿（decanter) ，醒酒的，我們家都不懂這些，我們直接就倒下。她是先倒出來，放在那裏。其實她不喜歡美國，她喜歡歐洲，喜歡法國、德國這些，因為歐洲更有藝術品味，她有藝術家的眼光。」

余杰依然相信好友劉霞在遠離中國的地方，會找到生機。他說劉曉波在最後一段日子，手寫了一份東西，說希望一家人到西方，余杰已經發表在網上。他想，劉霞可以到德國，因為那裏有作家朋友廖亦武，或者，她最喜歡法國巴黎。自由與朋友，是每一個人，包括劉霞都需要的。

劉霞說過，她已經像植物一樣活着，像屍體一樣躺着。最悲慘的生活，是沒靈魂地過日子。最傷感的思念，是留給死了但仍活在心裏的人。余杰帶記者走到地牢，看了劉霞的畫。還有一幅蔣培坤、丁子霖、劉曉波、劉霞及余杰夫婦昔日相聚的相片。從看那些真誠的人、真誠交流的日子，令說話冷靜的余杰，閃過一剎哀慟。記者與攝影師正要看他下一刻反應，他很快就收好情緒。

九十代年中，在北京海澱區的美好時光，北大那位言論惹火的孔慶東，也是那年代跟余杰成長的。余杰愛寫作，學生時代，自資編印、派發。他自小受正直的工程師父親影響，經常接觸外間資訊，包括香港報章、BBC及美國之音。北大時候，一位參與過學生運動的韓國留學生，邀請他到宿舍房間偷偷觀看六四禁片《天安門》。那一天，他在漫天風雪走回自己宿舍，心裏起誓： 一生都要與六四這一天聯繫一起，寫作目標，也要呈現歷史真實。一九九八年他出版了隱喻六四的《火與冰》，影響一代年輕人。

余杰於2004年跟劉曉波一起寫人權報告，至2008年劉曉波發起草擬《零八憲章》後，再度被捕入獄。當代知識份子的宿命，每一次為真理公義奮起之後，最終可能孤獨的面對一整個政權的壓力。不是每一個人天性喜歡鬥爭的，余杰對記者說：「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我寧願沒有《零八憲章》，劉曉波不會坐牢，甚至沒得到諾貝爾獎。然後能夠像我這樣出來，我們還可以天天見面，我寧願這樣一種情形出現。」

劉曉波四度入獄，余杰曾經以為忘年之交最終可以像曼特拉一樣改變社會。劉曉波因《零八憲章》入獄以後，余杰得到劉霞授權，花三年時間寫《劉曉波傳》。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奬，他高興得想馬上從美國訪問中回去中國。結果，欣喜後五天，現實赤裸裸地把他的希望強力地消磨去。2010年10月13日他回國時，在機場立刻被抓，之後被軟禁，期間妻子發病，高燒幾乎送命，12月9日諾貝爾奬頒發典禮前一天，國保（國家安全保衛警察）帶他離家之後，把他綁架到一個密室脫光衣服毒打。

「那過程是怎樣的？」記者再次問起。

「我都寫在去國聲言裏。」聲言裏的內容，說國保警察把他按住跪在地上，連續摑他一百次耳光，再強迫他自摑，要摑至他們能聽到聲嚮，然後，對方發狂似的大笑。之後一年，他經常在重要日子，被旅遊去了，包括那時候《非誠勿擾》取景的海南島。

以個人的生命和尊嚴去應付一個國家機器，他已不再相信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在他遠走美國，定居半年後，出版了《劉曉波傳》。「從去年開始，我的中國護照過期了，我也不會去續，因為我不承認中國政權，我不承認他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為了保持安靜，他說沒有跟來自中國的人交往太多，除了王丹，又或是蘇曉康，還有張灝，和在教會裏很少數量的中國人，他把自己跟外界的關係高度釐清。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無國籍的人很悲哀的，但是我覺得一點都不悲哀。我沒有中國的鄉愁，我是一個世界人，我很享受這個身分。」他說自己是以世界人的眼光觀察中國問題、香港問題、台灣問題、美國問題及全球問題，如果不是面對這樣一個中國政權，也許他不會討論港獨、台獨的可能性。記者問了他關於獨立的思考。

「很簡單常常會問的問題，你要獨立，你怎麼解決軍事上面的問題，你怎麼對抗中央？你沒有軍隊，怎麼可以獨立呢？」記者問。

「這些問題都可以慢慢討論，比如說新加坡當年獨立時候的條件，沒有今天的香港好。當然她沒有面對中共這樣一個強權，她面對的是英國，英國可以講道理嘛，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未來中國如果有一天崩潰的時候，我覺得香港選擇獨立，把握某一個歷史的時機，也有可能。」新加坡當年是被馬來西亞趕出去，而且，也要面對共產黨人。

「你在思想提倡當然可以是有自由，或者你覺得很好，很適合，但是放在現實裡面，有一些人會覺得你提倡台獨，放在民進黨上面、台灣的政權，會不會其實是害了台灣？因為中國說不排除武力去對付她了？」

「第一個，我談的是理念和價值，我並沒有說制定一個很詳細的具體計劃，比如說我希望台灣2019年或2020年宣布獨立。很多人都在討論，比如說什麼時候真正宣布獨立？這些都可以進一步再討論。」

「那對一個政權有沒有危險？大陸會威脅你？」

「我個人分析，不會像別人一樣高估中共的武力。因為我從中國出來，很知道中共軍隊的腐敗。我有長輩在軍隊裡面做官，那種腐敗，外面是不可想像的，就是中共的軍隊沒有任何的戰鬥力的，好多武器都沒有做試驗。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做軍官，駐守在四川、西藏的邊境，他們是非常精銳的部隊啦，但是他們說幾乎沒有演練，都把西藏的礦產盜出來賣，都在做這些事情。比如說他們一年可以可以貪污多少錢？然後再加上美國，對台灣來說，美國有台灣關係法，只要中共對台灣動武，美國不可能不介入，美國不介入，美國在整個亞太的安全體系會全部崩潰，不會有任何盟友相信美國。這個在美國是一個法律，所以我想中共根本不可能動武，雖然他口這樣說。」

他認為香港的情況跟台灣完全不一樣。「香港不是有威脅的問題，香港已經被中共完全掌握在手裡了。」

「就像你說，香港已經被控制了，要是你再挑起他不滿意的議題，會不會情況更加壞了？」

「我覺得已經沒有更壞的了，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最低谷了。」

他說非常欣賞蔡英文在台灣執政兩年，絕不接受中共軟硬兼施，也不理會國民黨人或親共的人說台灣會越來越糟，現在看來，中共不准大陸客去台灣旅遊，作為打壓，弄了一年多沒有效果，又開放了。「所以中共其實是欺軟怕硬，你一直堅持，他拿你沒辦法，他自己就會退去。」

儘管政治經濟軍事這些大的領域都被中共牢牢掌控，余杰認為香港人不應就此完全無所作為，坐以待斃，引頸就戮。應該營造討論香港未來的氛圍和空間，是開放式的，有彈性的，有多種可能性的，無論是港獨、真正意義上的高度自治，還是如果中國未來成為像歐盟一樣鬆散的邦聯。

相比於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84》，他認為中國極權監控的情況比小說內容更壞。香港好一些，因為英治時代還留下一些公民社會及各種民間社團的力量。但未來十年，將是黑暗和光明的鬥爭。「我這幾天看到有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選舉，人權律師當選主席而不是北京喜歡的人，我覺得這些團體未來要發展。還有一些很重要的領域要守住，就是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大學和媒體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未來10年黑暗和光明、專制和自由要爭奪重要戰場。我認為大學和媒體裡面的香港人， 在這兩個領域要奮戰。」

他個人對新聘任的港大校長張翔有懷疑判批，甚至擔心香港的學術自由。「港大出現這樣一個校長，我覺得，這種人，當然我沒有證據說他是共產黨的特務，但是顯然他跟共產黨牽涉萬縷關係，顯然不是一個支持學術自由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能再說徹底一點，或者是分析一下嗎？」

「這種原來中國背景，然後到美國留學，在美國的這些機構裡面任職，完全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基本上思維方式完全是原來的思維方式。而且他的很多利益，他的很多研究計劃，跟中國教育部，都是中國資金。所以就包括這兩天浸會大學的這些事情，這個學術自由底線已經守不住啦。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是很悲觀的。」

來自中國的流亡者，或是美國的世界人，余杰書架上，放了屬於他的約五十本著作，其中十八本是去國六年在美國完成的，包括較近年的《從順民到公民：與台灣民主同行》、《中國教父習近平》、《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卑賤的中國人》等等。他每天寫三千字，一年寫一百萬字，最少，他在文字裏安寧。

從北大畢業以後，余杰一直依靠寫作為生，曾在北京商業機構上班的妻子劉敏曾對蘇曉康說，余杰還是一個孩子： 「出了家門，就進大學門，沒有在社會待過，甚麼都不懂，你別怪他。」

當年的雕刻時光，已經得出一個階段性的答案。看余杰，跟看他的書，應該是兩種眼光。有人欣賞他文筆，有人認為他寫得多寫得匆忙。在人與書的結合，他的生命，最少見證了極權的謊謬，和一個忠於自我的作家所付出的代價。對中國，一個年代、一個年代的感情都過去了，相比貧窮年代，現在是更無能為力？

「叔叔，再見，再見。」六年前，在北京機場赴美的閘口，余杰的兒子，是這樣跟監視他們的國保警察揮手道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