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在台灣研討會中分析港獨時機，認為只有在大陸專制政權結束後，香港才有機會實現獨立，他的立場其實只是政治學常識，帝國崩潰，民族獨立，證諸歷史比比皆是，本來就是受到本土獨派批評的陳腔濫調，殊不知自譚耀宗結束一黨專政違反基本法言論後，共產黨正尋找第二波為廿三條立法的造勢機會，於是戴耀廷的分析，被上綱上線為提倡港獨，特區政府、港澳辦、黨媒、建制派政黨及群眾組織立即展開大批判，掀起又一波政治鬥爭。

討論帝國崩潰民族獨立何來敏感？它曾經是世界歷史潮流，也是中共起家的基礎，關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論述，是始於1919年五四運動，認為這是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運動起點，而1919就是全球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今天加泰隆尼亞、庫德族人、威尼斯人，以至遍佈全球的各式各樣獨立運動，在國際關係領域，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及歷史起點，也是1919年，那一年國際政治上稱為「威爾遜時刻」。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前夕，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主張殖民地有權追求獨立、自由和權利，從帝國手中解放出來。今天介紹一本關於「威爾遜時刻」的中譯新書《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原作《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Erez Manela的作品。　　

民族自決潮流
關於我們對1919年巴黎和會的敍述，重點集中在北洋政府無能，取回德國在山東權益不果，當時學生、知識分子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提倡「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西方歷史著述關於巴黎和會，多側重於強權之間的交易：各懷鬼胎。Erez Manela教授去掉歐洲中心論，將焦點集中在威爾遜總統提出無論大小，人民都有權利以自決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之後，由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等殖民地世界中，如何回應「威爾遜時刻」。對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而言，1919年意味着一種國際關係的轉變，從「舊世界」過渡到「新世界」，從帝國時代過渡到民族國家時代。威爾遜親自前往歐洲參與和會，他似乎已經準備好要把世界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人人充滿盼望。　作者認為印度、埃及、中國、韓國，四個國家的精英，都同一時間以新興的民族認同概念去推動自己的主張，尋求自決。1919年春天，幾乎在這四個社會中同時爆發了反帝抗爭：中國是五四運動，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是一九一九年革命，而韓國是三一運動。書中記述了1919年六月，來自印度支那的二十八歲餐廚雜工阮必成（Nguyễn Tất Thành），準備向參加巴黎和會的列強領袖們提交請願書。請願書的標題是《安南人民的主張》（The Claims of the People of Annam），其內容附和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言論。這名年輕人在請願書上署名阮愛國（NguyễnÁi Quốc），他想要面見威爾遜，並為自己的民族陳情，甚至特意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但會面沒有實現；威爾遜甚至可能從沒見過阮必成的請願書，當然也就談不上回信給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位日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胡志明的年輕人，採用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他的新信條，在他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影響。」

中國五四運動爆發，我們普遍認為是受北洋政府軟弱及日本政府張狂，激起民憤所致，但原來是受到同年韓國三一運動所影響，而其國際歷史脈絡，也根源於「威爾遜時刻」。可惜，威爾遜的理想很快崩潰，巴黎和會最後成了強權分贜遊戲，美國作為新秩序代表的理想雖然幻滅，但被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之火更猛烈，才被列寧的反帝論述乘虛而入填補了空間，胡適、陳獨秀最後讓路予毛澤東周恩來。本書講述了李承晚、胡適、顧維鈞、甘地、札格盧勒的故事。這些關於一戰後民族自決、非殖化及反帝運動，都是香港人應有的歷史及政治常識。

撰文：劉細良
編輯：彭錦明

source :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ulture/daily/article/20180406/2035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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掂喎，想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