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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曾經提到日本武士的「切腹」(hara-kiri)。切腹是基於日本傳統的道德觀念而形成的行為，一般認為那是源於日本武士為了承擔責任而自殺的表現，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首先，切腹的起源眾說紛紜。最早的切腹行為大概可追溯到公元11世紀，即平安時代。當時切腹的用意是什麽並不清楚，因為沒有任何資料可以佐證。不過，當時切腹比較像是一個帶有宗教意義的儀式，因為初時的切腹還沒有跟介錯（讓從者在切腹後斬其首級）連結在一起，可以說切腹這行為仍然在發展之中。

事實上，初期的切腹只是死刑的一種，並沒有榮譽可言，後來發展出來的切腹性質可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1、在戰場上的切腹。
因為兵敗後無法逃離又不堪被俘，於是選擇在戰場自殺，但除了切腹外，刎頸也是常見的手法。

2、因為犯錯而被判處切腹。
這種情況原本並沒有特殊的含意，但在江戶時代由於重視武士的節操及榮譽，於是對切腹進行升華，並將切腹升格為保全家族個人榮譽名聲的死刑，一般的武士犯錯會斬首或其他刑罰。

3、作為詛咒的一種方法。
古代的日本人對於自身及家族的榮譽看得很重，也因此非常小氣和記恨，而且以死相迫也是平常事。一旦遭遇難以忍受的冤屈及傷害面子的事情時，除了申訴外，還會以切腹以示不滿。只要知道申訴失敗時，要麽服從，然後被嘲笑一輩子；要麽就選擇切腹自殺，並在死前留下要對手賠罪的要求。

在當時人的觀念來說，這種以死相逼的行為是十分可怕的，他們也相信如果沒有滿足含冤而死的人的要求，他們便會化身怨靈，帶來疫病及災難。

4、殉主而死。
室町戰國時代的日本武士有時會為了表示對主君的忠心，會在主君死後一同自殺相隨，到九泉下繼續侍奉主君。這些選擇自殺殉主的人原本都會被人們景仰。但由於這種風氣事實上就是對主君個人感情的流露，一旦出現大量家臣仿效，則會對家臣團及下一任主君帶來壓力及人才雕零的危機。因此到了江戶時代，為殉主而切腹的人及其家族都會被追究責任。

以上的各種理由大多在戰國時代成型，但當中不屬於以上之列的特別例子，當數天正8年正月的三木之戰的別所長治（Bessho Nagaharu）天正9年10月，因幡國鳥取城將吉川經家（Kikkawa Tsuneie）以及翌天正10年6月高松城之戰的清水宗治（Shimizu Muneharu）三人的切腹，無獨有偶他們都是在面對當時還是織田家將領羽柴秀吉的攻擊，在彈盡糧絕的絕境下以自殺謝罪為條件，換取城兵上下的活命。換言之，與上述第一點稍為不同的是，雖然事實上是戰敗，但並非怕身首被敵人奪去受辱而自殺，而是積極地以自己性命換取有利的停戰條件。

這種情況即使在戰國時代也十分罕見，因為絕大多數的同類情況，大多是開城投降，或者讓出城池，城將（主）撤出戰鬥，又或者戰至最後，與城共存退。

然而，上述三人的情況卻偶然地都因為秀吉的戰略戰術而促成，及後別所長治、吉川經家及清水宗治三人的事績受惠於各種《太閤記》、吉川藩的《陰德太平記》等影響，成為江戶中後期其中一個渲染武士「殺身成仁」、「從容就義」、「滅私奉公」的典型教材。也有學者認為，這種美化與粉飾後來成為二戰期間日軍的「神風特擊隊」的精神支柱。

那麼，究竟選擇以一己之死以救兵士百姓的人本身是怎麼想的呢？三者之間又是否完全同質同類呢？以下我們舉出別所長治及吉川經家的例子。

別所長治因為當初背叛信長，與本願寺，毛利聯手，遭到秀吉兩年多的圍攻，最終面臨斷水斷糧斷援的困境，於是通過秀吉向背後的的織田信長提議要殺身成仁，以命換命。長治與願意一起切腹換命的家臣一起寫信給信長說：

「事已至此，若為我們盡忠至誠的臣民都要為我們而被殺的話，實在太過可憐，我們於心不忍，也絕非我們的本意。如果閣下以一念之仁拯救他們的性命，我們三人願意切腹以換取閣下的憐憫，絕無異念」

秀吉作為代表知道長治等人的意向後，十分感慨，表示願意向信長傳達三人的想法。不過，這只是長治三人為了解困而想出的方法，並不代表所有人都同意，家臣之一的別所吉親以不能受辱為由，反對交出長治等人的首級，最終在城內反被殺害。

這足證以自殺換償還不是一種武士思想上的通念，加上站在織田陣營的角度而言，長治本來就因為倒戈在前，本已有罪，他的行為本身雖說是悲壯，但對於信長來說也帶有認罪自裁的含意，並不是完全潔白無瑕的犧牲。

那麼吉川經家的情況又怎麼樣呢？同樣面對秀吉的圍攻，同樣是斷水斷糧斷援，經家同樣選擇了以城將的身份，向秀吉提出了以一命救萬命的要求。雖然史料上沒有任何說明，但經家之舉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年別所長治的行為所啟發，認為秀吉或許會接受這種停戰要求，於是才主動向秀吉提議的。

得到秀吉答應後，經家便向自己父親、兒子和主君吉川元春、元長、廣家三父子報告情況，也就是自己的遺言狀。當中，寫給主君的書信中，經家說：

「能夠在織田-毛利對決這種國家大戰中，可以以切腹作一個了結，實在是作為武士的最高榮譽，至今絲毫沒有忘記多年來主公對我等的賞識」

另一方面，對生父吉川經安以及遺兒們，經家在遺書上說：

「秀吉進攻我城以來二百餘日，我等一直死守，如今軍糧已絕，事已至此，我作為城將，已經決定以一人切腹，救助城中士兵性命。能夠有這種機遇成就此舉，足以成為我吉川一門今後的榮譽」

從以上經家的真心話，我們可以這樣分析，他選擇犧牲既是為了救出陷入地獄般困境的城兵，同時他所謂的「一門榮譽」指的不是切腹犧牲而已，更準確的說是「以犧牲換得大量人員生存的機會」。這種大仁大義、為上者的美德便是通過自己切腹來成就，換言之，對經家而言，他是給自己的犧牲賦與了多一種價值和意義。

所以，不論經家這樣的想法是否只是一種自我陶醉或自我安慰，他主動提議下也得到了敵我雙方的同意，獲得了相互尊重。這跟前面提到的別所長治本身帶著些「倒戈反叛」的負面因素去「認罪」自殺求饒不太相同，也跟後來清水宗治被要求切腹來結束圍城之困也不盡相同。

然而，這種的自我實現所達成的「榮譽的切腹」在後來也幾近成為絕響，究其原因之一是如上述所說，經家的提議要成真還必須得到敵方的秀吉認可並確約才能成立，換句話說，沒有秀吉的成人之美，經家想要光榮犧牲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與其相反的例子如差不多時候發生的第二次高天神城之戰，城方雖說沒有像經家那樣殺身成仁，但也願意出降換取保命，但卻得不到信長及家康的認可，最終也只能玉碎。

可見，經家的例子還是比較特殊，也因此能流芳百世，但我們卻不能忘記秀吉在這裡的作用，可以說，「榮譽的切腹」在一定程度上是假手於秀吉的成全，秀吉獨有的「識英雄重英雄」的「為敵之道」或許就是成就他的物資戰背後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也是他能成功統一天下的一個隱然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