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物誌】
看罷紀錄片《坂本龍一：CODA》後木訥地步出戲院，我跟身旁的傳媒戰友何伯有默契的各自念白：「點解香港冇呢類音樂人？」

樂壇尊稱66歲的坂本龍一為「教授」，他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作曲家、演奏家、監製和環保主義者。他的紀錄片首幕，就是由一台破爛走音的鋼琴開始……

那是一台經歷了日本311的「海嘯鋼琴」。坂本龍一為它調音，冀它能回歸最接近大自然的聲音。2012年紀錄片開拍，攝影師與教授走進福島災場，在滿目瘡痍之中找到這座鋼琴殘軀。坂本形容自己像是「在溺斃了的鋼琴屍體上彈琴，但琴音反而很堅強。」走音的鋼琴叮咚作響，與溫室效應下北極融雪之聲、輻射探測器的悲鳴結集，形成自然哀聲大合奏。

坂本在福島事故後，站到反核示威的最前線，成立慈善團體，又舉辦反核音樂會「No Nukes」，反抗科技、文明破壞環境。日本社會跟很多傳統國家一樣，不太歡迎反叛的藝術家，傳媒也很少報道教授參與的社會運動，但坂本一貫率性的夫子自道：「有意見不發聲會抑壓得很辛苦。」

開始喜歡坂本龍一，並非因為他與David Bowie主演的經典影片《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小時候因為迷戀溥儀同時愛上1987年由坂本參演並配樂的電影《末代皇帝》，那隻soundtrack我loop到跳線。我聽《末代皇帝》恍如感受到紫禁城的冰冷；坂本聽巴哈的音樂，說在音符裏聽到疾病、暴政，巴哈的音樂像是祈禱而出來的詩歌。

在電影裏，他也回憶「911」發生時他人在紐約，見證整整一星期曼哈頓沒有聽到任何音樂，第一首聽到的音樂是悲劇發生後一星期，有人在街上彈奏《Yesterday》。他悲慟地說：「沒有人，音樂還是音樂嗎？沒有和平，音樂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世界已變得很無理。」那時開始，他意識到社會和諧對音樂來說的重要性，他開始更關注社會，用音樂探索人和自然的關係。導演Stephen Nomura Schible坦言，希望透過紀錄片探討坂本對環境、社會的關注，以及他自身的健康狀況如何影響其音樂創作。這位抗癌戰士在鏡頭下吃藥、創作、做音樂實驗、沉思，探討人間苦難，電影似在回應坂本的音樂。海嘯後，穿上防輻射衣穿過福島遺址；到北極尋找自然的聲域，獨自收集自然的聲音與啟示。《CODA》用於樂章將快完結的奏鳴曲尾段，即是「最終樂章」。人生匆匆，走到暮年，怎樣與病同在與死神交手？坂本不斷重複：「希望多寫一點音樂，盡量留下作品。」才不會白活。

關懷社會已成濫調，但做起來，音樂人也是人，自然有自己擁抱的價值觀與態度。「搖滾教母」Patti Smith在雜誌頒獎給她時發表宣言：「我們要記住，音樂人不是來這裏服務媒體的；媒體也不是來服務樂人的。他們兩者真正服務的對象，是人民。」香港的流行樂壇（家駒統稱的娛樂圈），卻一味的生產失戀歌、大眾偶像，藝人大都被訓練成「討厭政治」的冷感分子，他們的專頁或公眾號只有吃喝玩樂的風月文字，你看不到他們為世道的不完美發聲。Sorry，在買棵葱都涉及政治的年代，掩耳盜鈴又豈能獨善其身？又，大家除了興致勃勃的揭藝人的私生活，幾多人真正關心過歌手的音樂？

撰文：鄭天儀

source :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ulture/daily/article/20180609/2041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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