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港督楊慕琦提出循序漸進增加香港民主成份的楊慕琦計劃，因中國反對、中共上臺後香港赤化的憂慮，以及英國及香港華人權貴反對而擱置。

1949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開始派人滲透香港。

1954
中共解放軍戰機在無被挑釁的情況下，無理擊落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由曼谷至香港，於正常航線飛行，型號為C-54的客機，造成10人死亡。

1967
中共於香港之地下組織煽動六七暴動，共產主義恐怖分子殺害發表反共言論之商台DJ林彬，香港遍地土製炸彈(俗稱土製菠蘿)，社會治安大受影響。
沙頭角槍戰，中國民兵越界攻擊香港警崗，香港於二戰後首次面對侵略威脅。

1971
中共加入聯合國，並取代中華民國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

1972
中國在聯合國會上提出將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除名，變相剝奪香港成為託管地，最終實現自決獨立的權利。

1982
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展開秘密談判。

1983
中國否決「三腳凳」，拒絕港人參與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剝奪港人發聲權利，香港市民肉隨砧板上。

1984
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屢次以武力威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強逼英國移交香港主權得逞。
《中英聯合聲明》引發港人移民潮，為平息恐慌，鄧小平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當中「高度自治」指除國防及外交，其他香港內部事務由香港政府自行決定，然而主權移交後中方屢屢破壞承諾，言而無信(見下文1997-2014)。
《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香港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直接造成所謂高地價政策，令房地產市場供需失衡，香港市民淪為樓奴(即一輩子為付清購買狹小單位的房貸淪為牛馬的小市民)。

1989
八九天安門大屠殺，又稱六四事件，中共解放軍出動重型武器殘殺北京城要求民主的平民，香港百萬人大遊行。自此悼念六四事件成為香港每年一度之重要事件，香港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曾多次阻撓悼念活動，包括禁止八九學運領袖入境。然而自2012年起，中港矛盾日增，香港本土思想興起，當局開始減少干預，以圖將悼念六四包裝為愛國運動。
玫瑰園計劃啟動，北京無視啟德機場飽和的事實，以擔心工程費抽乾香港財政儲備為由，反對玫瑰園計劃，企圖令赤臘角新機場胎死腹中。

1991
中英簽署備忘錄，新機場計劃得以展開，但規模縮減。
中央要求1997至少要有250億港元財政儲備，結果97年香港過渡時財政儲備達4500億，被末代港督彭定康稱為「自埃及妖后以來最大的嫁妝」。

1992
港督彭定康發表了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政改方案，包括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並新增九個直選產生的功能組別(即行業代表)議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國政府隨即大表不滿，指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其時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等，當中，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彭定康自宣佈政改方案以後，任內再沒有被邀請與中共領導人會面。政改方案在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對下，於1994年獲香港立法局通過，並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落實。北京終止「直通車」，不讓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並另組「臨時立法會」(見1996年)，推翻香港初步達成的民主進度。

1995
港督彭定康以《公安條例》限制集會自由，違反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由將《公安條例》廢除，一併廢除的包括遊行集會需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規定。
單程證名額由每日105個再增至150個，殖入親中移民，稀釋港人百分比。雖然有人認為香港乃移民城市，大多數香港人亦為中國移民後代，然而，為逃避國共內戰及文化大革命而偷渡來港的中國人，普遍願意入鄉隨俗，學習粵語融入社群並自力更生貢獻社會，有別於近年以單程證來港人士常見的認定香港屬於中國一部份，香港應順從大陸之價值觀，而漠視兩地之文化差異，以及相信中國對香港種種支持之官方宣傳，繼而認為大陸人亦有權享用香港資源的思維。直至2012年，已有超過76萬人憑單程證成為香港居民，佔香港人口一成。當中除超齡子女外，亦包括移居香港大陸人之年老家屬(於2012年，年齡介乎35至65歲人士佔52%)，故來港人士的年齡中位數於2012年上升至36歲，不少人學歷程度偏低並依賴社會福利，對香港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1996
中方不滿彭定康推行之政改(見1992年)產生之民選立法會，故促使成立臨時立法會，意圖架空1995年民選立法會的權力。臨時立法會之成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而推選委員會則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員組成，包括由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的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代表等親北京人士以及工商界代表。由於臨時立法會不獲港府承認，於香港屬非法組織，在特區政府首屆立法會成立前，一切會議均需要在深圳進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於1995年獲選的立法會議員全部被取消議員資格，議席由臨時立法會議員取代。

1997
7月1日，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中國正式成為香港宗主國，取代英國進行殖民統治。
香港特區政府甫成立，即恢復彭督時代廢除的《公安條例》惡法(見1995年)，限制集會自由，後來《公安條例》及遊行需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更成為警方濫權打壓公民權利的法理依據(見2014年七一遊行)。

1998
亞洲金融風暴，香港金管局利用香港財政儲備擊退炒家索羅斯，中共喉舌將之扭曲成中央支持。
立法會引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令親北京之建制派更易強行通過對政府有利議案。
胡仙案中，律政司疑因胡仙與中共之關係而取消控罪，法治變人治之始。
早期備受中國反對的赤臘角機場投入使用。

1999
赤臘角獲美國旅遊雜誌 《旅遊及怡閑》選成為全球最佳機場，證明港英政府眼光正確。
教資會(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UGC)與賽馬會合作，為期三年試行招收450名中國生。

2000
爭取居港權人士施君龍強迫入境事務處發出香港身分證未遂，在香港入境處縱火，殺害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錦光。
香港政府解散民選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以防止當時一直以泛民主派為主要成員的市政局威脅到香港政府的管治。
課程發展議會把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定為長遠目標，普教中開始，危害香港日常語言粵語之地位。
新華社駐香港分社易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中聯辦的內部擁有多達23個分部，其中一些部門如「經濟部」、「各地區工作部」、「警務聯絡部」等，使其性質與一個小政府無異，與100年前日本於朝鮮半島、台灣等殖民地設立的「統監府」相似。後來中聯辦屢次干涉特區施政，成為香港影子政府。

2001
莊豐源案，中國公民於香港誕下之莊豐源獲判擁有香港居民身份，開啟雙非(即夫妻雙方均並非香港居民)孕婦來港產子的潘朵拉之盒，大批大陸孕婦覬覦憑香港居民身份而擁有之各種社會福利以及香港居留權而來港產子，稀釋香港人口之餘，亦對香港之醫療及教育系統帶來沉重負擔，令香港居民深受其害。
香港社會公敵，六七暴動(見1967年)主腦楊光獲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銜大紫荊勳章。
飽受中國反對的赤臘角機場，落成後短短3年就實現首次盈利。

2002
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向特區政府施壓，要求儘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開啟23條立法爭議之始。
特區政府準備立法，由於條文極易入罪，對香港公眾自由極其不利，民意一面倒反對。然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以小市民不會逐條討論草案為由，拒絕與公眾詳細討論草案，態度囂張跋扈。
時任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黃毓民主張泛民主派議員總辭，建議被民主黨拒絕，其後民主黨於中聯辦內與中共駐港官員進行秘密會議之事曝光。

2003
特區政府企圖強行就基本法23條立法，條文可以言入罪，嚴重危害香港自由，最終觸發50萬人上街，逼使23條無限期擱置。
非典型肺炎(SARS)瘟疫爆發，中國隱瞞疫情並將病毒傳入香港，當時各國藥物未能足夠對付SARS，造成香港共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令全城陷入極度恐慌，香港社會幾乎陷於停頓，對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造成嚴重破壞。諷刺的是其後中國以救世主身份自稱對香港提供援助，更以拯救香港經濟為理由，於7月28日正式引入自由行，後來符合申請資格地域更多次擴大，令大量大陸人自由進出香港，除不文明行為影響市容外，亦構成治安問題，破壞民生。
香港政府正式實施「輸入中國人才計劃」，自上而下引入中國殖民。
中國教育部批准8所香港公立大學招收自費內地本科生，內地生佔各大院校收生比例日增，原本屬於本地學生的資源轉為服務內地學生，大學校舍由國際化轉為大陸化。

2004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否決07/08年行政長官(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又稱特首)及立法會普選。
反共名嘴鄭經翰疑似受壓封咪，新聞自由亮起警號。
香港與中國互相承認高等教育學位，為中國人來港就業大開綠燈。
根據2014年《蘋果日報》專題，該報引用多封由時任壹傳媒廣告總監Mark Simon給多間公司的信件顯示，和黃集團、國泰航空、新鴻基地產，以及代理多個日本品牌汽車公司和電器公司，早於2004至05年起，已開始停止在立場反中共的《蘋果》賣廣告，並稱當中涉及政治因素。

2006
反共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收到刀片信及死亡恐嚇。

2007
人大常委發表草案，否決2012年雙普選，香港政制發展進程再被延誤4年。
特首曾蔭權無視社會資源短缺事實，指香港人口應增至1000萬。
特區政府與深圳政府達成協議，兩地以「共同開發、共享成果」原則合作發展河套區(指接壤香港與深圳市邊界的落馬洲河套區，原來屬於深圳市範圍，其後由國務院撥歸香港管理)，並合資進行土地勘測及工程研究，港方出資3370萬元。項目的工程研究撥款、環評、甚至前期工程招標均已完成，然而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能確定是否擁有該區的土地業權。民間團體質疑深圳市政府一直對河套區虎視眈眈，加上隨時可向港方收回河套區，根本不可能當作香港土地發展。其後傳媒發現深圳政府在深港合作會議中修訂「共識」用字，加入「河套地區發展的全部費用由香港特區政府承擔」、「落馬洲河套區歷史上屬於深圳」等條文，再要求港方接受。香港律政司指未收到深圳的證明文件，確認對方擁有河套區業權，對以上條文有保留。

2008
三鹿毒奶粉事件，引發中國居民到港瘋狂搶購奶粉，本地家長為餵哺子女奔波不已。
立法會文件揭香港水塘滿溢，東江水過剩只能排入大海，然而中方為商業利益堅決不減對港供水。
四川汶川大地震，香港政府捐款200億港幣救濟，後來卻被發現香港捐款用途缺乏監管及核數，淪為貪官囊中物，而災民卻得不到應得的幫助，如援建學校被拆改建商場，香港援建建築屢屢被揭豆腐渣，重建工程竟有六成不達標。
港府再增公帑資助非本地生限額，設立十億元獎學金，中國生畢業後可無條件留港期限由3個月增至1年，職場競爭白熱化。
當時出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於訪問香港時，表示香港政府應「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將中國司法為政治服務之人治觀念加諸香港，與香港行之已久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獨立原則和一國兩制之承諾相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