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高尚的納粹德國（梁文道）
「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1935年，德國旅途當中，在日記裏頭寫下這句話的人，叫做貝瑞．道姆比爾上將（Sir Barry Domvile, KBE, CB, CMG）。他出身自聲譽卓著的海軍世家，前一年，才剛剛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校長的位置退下來。此前，他擔任過英國海軍情報局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更曾指揮戰艦與德國交戰。但是現在，他卻成了納粹政權的好朋友。這一年他拜訪德國，受到當局隆重歡迎。黨衛隊首領希姆萊，這個要為大屠殺負直接責任，後來被人叫做「史上最大劊子手」的魔頭，在這次行程當中與這位英國海軍上將發展出了某種奇特的兄弟情誼，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瞎聊，一起跳德國的農民舞蹈。貝瑞．道姆比爾後來回憶：「希姆萊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可親」。當時希姆萊還親自帶着他開車穿越慕尼黑南部漂亮迷人的森林，住進了山上的小木屋，去幹英國上流社會最喜歡的事──打獵。某日清晨三點多，希姆萊忽然跑進他的房間，把他叫醒，對他高唱英國國歌《天佑吾皇》；而他報答的方式就是舉手吶喊：「希特拉萬歲！」
看起來很奇怪是不是？為什麼一個做過英國海軍情報頭目的職業軍人，會這麼容易受到老對手的誘騙？根據朱利亞．博伊德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原來這是當年的常見現象，越是上過一戰戰場，見識過戰火殘酷的人，就越不願意重蹈覆轍，越不想讓下一代的年輕子弟白白送命。他們會本能地相信過去的敵人就和自己一樣，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難得的和平。這種心態往往蒙蔽了他們的雙眼，讓他們就算在納粹崛起的期間親自到了德國觀察，也只能看到那些「可愛的窗戶裝飾」。當然，我們還曉得貝瑞．道姆比爾是一個有名的反猶主義者，一個渴慕昔日帝國光榮的右派。這正是他眼前自動搭載的另一道濾鏡，也很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擺脫的基本局限。面對外間傳媒種種負面消息，雖然納粹政權展開懷抱，「歡迎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可是大多數那個年頭真的親身去過德國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對納粹改觀。原來是個右派，就只會看到它的好處；原來是個左派，就只能更加討厭希特拉；每一個人都只能夠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體會到自己想要體會的事物。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全面展現新德國的表演。體育場館宏大，開幕式的演出壯觀，奧運選手村供應的食物美味，柏林市容整潔乾淨，志願者高效有禮，市民友好熱情。幾乎絕大部分見證過這次盛事的選手和外國遊客，都對納粹治下的這個國家讚不絕口。就連希特拉站在車上，經過大街進入會場，集權意志完美體現的那一瞬間，都因為它帶來的強烈感官震撼而麻木了所有目睹這個場面的外國人。「就像大風席捲草原一樣，群眾由遠而近地轟然起立，隨他而來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希望，一種大地的禱告。」而這個全場的唯一主角，一動也不動，臉上甚至不掛一絲笑容，只是稍微抬手，恍如正在祝福群眾的彌賽亞。頭戴鋼盔的軍樂團正在演出華格納的序曲，同塲還有理查．史特勞斯指揮的柏林愛樂，和總人數逾千的大型合唱團，為這個場面添上完美的配樂。美國奧委會主席忍不住慨歎：「自從古希臘以來，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現在這個德國更好地捕捉奧運精神。」美國黑人田徑選手在這次奧運當中表現優異，總是受到滿場德國觀眾的歡呼，後來很多人認為這是當着希特拉的面刮了納粹種族主義一個巴掌，但真相其實更加複雜。例如獲得800米賽事金牌的John Woodruff，他告訴記者在德國那段期間完全沒有遭受任何歧視：「我沒有注意到一絲負面的東西」。400米賽事金牌得主Archie Williams更說：「回家之後有人問我：『那些骯髒的納粹怎麼樣對待你？』我這麼回答：『我沒有看到任何骯髒的納粹，只有一大批友好的德國人，而且我不用坐在巴士的後排。」這難道不是納粹宣傳機器的勝利嗎？那個年頭很多去過德國的美國黑人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會拿自己在美國遭受歧視的經驗來對比德國的情況，覺得身為黑人，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美國好得多了。至於猶太人，他們一般沒怎麼注意。
當然還是有一批美國來的黑人公開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例如1934年去德國參加全球浸信會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的牧師，他們發表了譴責聲明。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納粹德國的一切，比如說燒掉一些腐敗人心的壞書，禁止渲染暴力的黑幫電影，淨化社會道德，就是一種值得讚賞的良政。更何況當年馬丁路德也燒過書，背後的用意也許不會差得太遠。其中一位叫做Micheal King Sr的牧師就對這次行程印象非常深刻，乃至於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更加堅定了仿效前賢的決心，乾脆把自己和兒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馬丁路德．金。除了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外國遊客也很欣賞德國社會的正能量，他們悔恨自己年輕時漫無目標的日子，看不慣自己國家青年生活的虛無。相比之下，德國年輕人狂熱愛國，願意為一個更崇高的信仰而犧牲一切，反倒是這個腐朽世界中難得的一道清流。
在形形色色到訪第三帝國遊覽的訪客當中，最有趣的是一批作家。首先是湯瑪士．伍爾夫（Thomas Wolfe）這位當年在德國大受歡迎的美國小說家，他本來同情納粹，可他卻是極少有的那種在去過德國之後，態度和立場180度轉變的人，不惜冒着從此書籍在德國被禁，損失一大筆版權收益的風險，發表了一批批判色彩強烈的遊記。英國來的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好像看穿了一場大戲的真相似的，形容整個德國「浮誇而自命不凡」，風景有如「歌劇佈景」，最有名的萊茵河兩岸高塔和廢墟「長得很正確」。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似乎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注意到人生表面的荒謬，他在德國漫遊了大半年，最在意的居然是一連串「人名、日期、出生和死亡」等最客觀最瑣碎的事實細節，任何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心理都不在他的關注範圍。我最喜歡以《竊賊日記》知名，因為慣性偷竊而不斷出入監獄的法國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這一段話：「這是一個竊賊民族。如果我在這裏偷東西，我不會有絲毫的滿足感，反而只是遵從常規……我什麼都沒冒犯到，越軌是不可能的。我是在虛無之中偷竊。」
（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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