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的一生起伏跌宕，從1973年燒毀作品、1977年酒精中毒失憶，到後來不帶情感的彩色直幅作品，他一直是個難以看透的人。華文世界裏，對中平卓馬有較深認識的，有台灣攝影策展人黃亞紀，十年前首次為他舉辦個展，及後也多次策劃相關展覽，包括最近在香港舉辦的同名展覽《中平卓馬》。黃亞紀說：「他的每段時間其實都過得很不好，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憐的人。」

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　
說他可憐，倒不只因為他生活潦倒，不及亦敵亦友的森山大道名成利就。黃亞紀說，中平卓馬做藝術時是很焦慮的，這與他的個性有重要關係，他總是不斷地重新追尋自己，「我對他最大的評價，在於他樹立了一個不斷追問『攝影是甚麼』的好典範。」從事攝影創作的人，往往十多年後便缺乏能量繼續往前，而且甚少探索攝影本質。她指出，像中平卓馬這樣，每五年或十年都有新想法的攝影家，是非常難得的。

世人因中平卓馬是《PROVOKE》的重要人物而認識甚至崇拜他，其實西班牙語學系畢業的他，先是一位熱血的社運青年，在《現代之眼》擔任編輯期間，認識了東松照明，才踏上攝影之路。東松照明不但送贈他相機，還撮合他結識了森山大道。1968年1970年間，日本社會因全共鬥、續簽美日安保條約等事件情緒激昂，《PROVOKE》的誕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應與探索。沒想到1970年代初，熾熱的社會氣氛完全被打壓下來，這對社會運動充滿憧憬的中平卓馬來說，無疑是很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所謂的激進時代，竟然在數年之間就消失了。」

自毀作品　酒精中毒失憶
中平卓馬結合過往在刊物發表的影像，在1970年出版了首本攝影集 《為了該有的語言》。這些搖晃、高反差的影像，成為展覽首部份內容，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影像，去呈現他內心的不安感。1971年，他到巴黎參加青年雙年展，創作了《循環：日期、場所、行為》這系列作品，他每日漫步巴黎街頭拍照，夜晚沖曬後翌日就展出，強調了攝影的happening。還有1974年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展出的彩色照片拼貼裝置作品《氾濫》，都是他對攝影的持續探索。

1973年，他出版了攝影論述《為何是植物圖鑑》，批判過往的觀點，只是大家始料不及，他一把火燒毀了所有的照片與菲林，此後也與森山大道分道揚鑣。政治上的挫折，更一度令他失去拍攝的動力，那段時間他常常與酒精為伴，直至1976年《朝日相機》編輯邀請他與篠山紀信連載《決鬥寫真論》專欄，才慢慢重燃起他的熱情，只是意想不到，他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出版前夕，因酒精中毒喪失記憶。失憶後的他不再文采飛揚，也不再滔滔雄辯，及後卻仍依稀記得自己攝影家的身份。在1980年代往後的漫長日子裏，他每天踩着單車在屋企附近拍照，在重複的攝影中慢慢醞釀出新的想法。黃亞紀說，1980年代及後的日本社會非常富裕，早已沒有抗爭迹象，「說時代或社會背叛他也好，說他捨棄對抗社會的想法也罷，那個時期的中平卓馬，其實很沮喪。」

中平卓馬曾在《決鬥寫真論》提及，人的知識與素養，會令眼睛蒙上一層濾鏡，然而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早已沒有「挑釁」的熾烈，幾乎是不帶情感地拍攝，按下快門時也不為美學所牽動，到後來慢慢發展出彩色的直幅作品。這些照片色彩飽滿，圍繞着花、火、獸、樹等元素，黃亞紀認為，這才是中平卓馬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對照森山大道的名氣及遭遇，更有才華的中平卓馬的確顯得悲哀，尤其是他在攝影界的長期沉寂，他的貢獻也一直被忽視了。2003年，橫濱美術館為65歲的中平卓馬舉辦回顧展，因此契機意外發現他早年沒被燒毀的作品。「對我來說，中平卓馬是2003年誕生的攝影家，令世人重新認識他的作品。」中平卓馬三年前離世後，他的作品及攝影成就才再次得到肯定，姍姍來遲，這是攝影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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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卓馬是很焦慮的人，他的每段時間都過得很不好，是一位很可憐的人。」－－策展人黃亞紀


展覽現場用四部投影機互相交錯重叠1970年的《為了該有的語言》作品。


黃亞紀認為，中平卓馬的彩色直幅照片是其最極致，同時最令人費解的作品。

source :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81121/589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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