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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 【傘後十年】 赴美留學 異地續寫香港故事 周永康：與自己和解
社運
週日 2024-09-29
獨媒報導
【傘後十年】
赴美留學 異地續寫香港故事
周永康：與自己和解
（編按：2014年，香港爆發一場史無前例、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十年過去，《獨媒》製作一系列報導，與讀者回顧雨傘運動的重要時刻，追蹤當中的關鍵人物今日處境為何，以及官方、民間分別如何述說這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
【獨媒報導】2019年6月，正在美國修讀博士的周永康，短暫返港，剛好目睹反修例運動爆發。在雨傘運動時擔任學聯秘書長、與黃之鋒和羅冠聰被合稱為「雙學三子」的他，下意識地想，運動怎樣協調？能夠迴避2014年的矛盾嗎？
但事情比誰想像中也發展得快。周永康返美後，運動演化為「無大台」、「和勇不分」，再後來《國安法》通過，香港社會巨變。周永康沒想過，那是他最後一次回港。
遙遙看着昔日同伴因初選案被捕，他陷入巨大的內疚和自責，甚至衝動想返港一同受苦，但回想當初，他正是想貢獻香港才赴外地讀書——當政治環境改變，他仍想嘗試，在異地繼續回饋香港。
傘運之後，周永康對人的情緒更加覺察、也開始思考如何在困境保持韌性。在成長階段受到政治運動的洗禮，「你好難同呢個政治運動脫勾⋯⋯嗰種好 intense 嘅經歷，對一個人嚟講，有佢終身受用嘅地方。」
十年過去，自言已由24歲的青年，長成34歲的中年，也長出不少白髮，周永康說他有耐性了、也「wise 咗少少」，學懂好好面對和安放自己的情緒。未來多變，不知道有生之年可否返港，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持續書寫香港故事，「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
無法安放的情緒
關於雨傘，還有此前醞釀一年的佔中，周永康腦海裡浮起很多畫面，混雜而紛陳。他記得戴耀廷發起「佔領中環」後，港大學生會在校園內辦「商討日」，看到數百名學生不為學業，單純地討論政治實踐和理念，讓他感覺「置身喺一個歷史洪流裡面」；也記得七一「預演佔中」，頭一次直面被捕風險，覺得有愧於父母，在後台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忍不住哭起上來。
後來學聯發起罷課、眾人衝入公民廣場再被捕，周永康至今仍記得，9月28日晚獲釋後，看到夏慤道萬人空巷，人潮沒有盡頭的震撼：「係一種好有希望嘅感覺，事情可能充滿住變數，可能真係可以改變到歷史嘅軌跡、社會嘅未來」，「會覺得雨傘運動或者佔領，可能會 lead us to somewhere。」
「但其實 turn out 係冇嘢會發生。」
2014年9月27日，公民廣場內，岑敖暉（左）與周永康（右）。（資料圖片）
2014年9月28日，金鐘夏愨道。（資料圖片）
憶起傘運中後期的情況，作為學生領袖之一，周永康坦言很手足無措、很徬徨。「雨傘嘅 conflict 係好大，大家好多撕裂，無論左、中、右咩派別，大家其實都冇辦法 come into consensus。」不同政治組織各有其受眾和考量，餘下學生組織勉強處理佔領者，但即使嘗試辦討論會，將各人的關注納入決策過程，在龐大而流動的佔領區，今晚與佔領者討論完，第二天又可能換過一批人：「冇一個方法係可以 accommodate 到唔同人嘅情緒。」
更甚的是，當不論萬人空巷佔領、持續動員、與政府對話也無果，運動陷入樽頸位。撤還是不撤？還是要改變政治策略？政治領袖無法達成共識，運動持續丟淡，人也越來越少和沮喪；強大的政治情緒無法安放，導致運動結束後，社會長達數年的內耗和撕裂。「你會覺得要清算一啲令自己感受上咁沮喪嘅人，你必須要搵一啲人為個運動負責」，多年後，周永康這樣理解當時參與者的情緒。
對運動「徒勞無功」的犬儒感，還有隨之而來的憤怒、仇恨、不安，如何可以重新轉化為比較有韌性（resilience）的政治能量？傘後數年，這個一直難解的問題，在2019年似乎迎刅而解：「最直接嘅方法就係 OK，其實有啲嘢係冇辦法 reconcile（調和）到嘅」——當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考量、可承受不同的代價，就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兄弟爬山」、「和勇不分」，以一種相對包容（inclusive）的理念，令各自的政治情緒得以安放。
2014年10月4日，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在大台上講話。（資料圖片）
尋找答案
當然，在2019年前的時空，這一切還是周永康苦苦思索的課題。那年學聯11月30日行動升級失敗，事後有線電視播出周永康訪問，旁白指學聯呼籲該行動「原來是想證明激進未必有用」，惹來猛烈批評；連同累積下來對學聯決策的不滿，觸發及後的退聯潮。周永康曾受訪說過，那段時間不想見人，甚至在街上改戴隱形眼鏡，怕被認得。
那時為尋找政治情緒的出口，他轉向佛學，數年來每周上佛學班，研讀經典。佛學強調「凡事有果必有因」、向內尋索，生命課題的重心，是認識和了解自己。「如果你話情緒係一種果，咁你要追溯佢嘅因喺邊度嚟」，周永康說，透過觀察自己的狀態，追溯背後的根源，他學習如何與內在的情緒共存，「be mindful，唔好畀你自己嘅情緒吞噬你自己」。而理解和照顧好自己的終極目標，是在面對各種政治壓力時，「你可以令到自己更加 politically resilient（有政治韌性）。」
2017年11月7日，終審法院批出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許可，入獄近3個月的周永康獲准保釋後見記者。（資料圖片）
雨傘運動後，不少學生領袖選擇留港從政，但周永康走的路有點不一樣。2016年，他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2017年因公民廣場案律政司刑期上訴得直，一度入獄近3個月；後來他終極上訴得直，再於2018年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地理學博士。
其實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周永康也有想過，要不要去參選。「但我覺得自己唔夠 wise，我覺得我冇足夠嘅政治智慧去帶領群眾。」加上一旦參選，無可避免要「砌低其他人」、吸引自己的目標受眾，「deprioritise 其他人嘅感受，prioritise 自己支持者嘅感受」，周永康覺得，那不能回應他當時有關怎樣處理不同群體政治情緒的思考。
「不如我都係去咗讀書先，幫自己 buy time。」去讀碩士、博士，周永康坦言想處理自己的情緒，也想獲取更多知識和分析技術，對世界理解多一些。香港問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問題？香港對中國扮演怎樣的經濟角色？如何處理傘運後反對陣營的矛盾和情緒後遺？⋯⋯
「呢啲問題，我都想要一個答案。」
2024年9月，美國華盛頓。
從內疚到行動
離港讀書裝備自己，對周永康而言，「當然都有 trade-off」。例如是，當反修例運動爆發，到後來香港社會天翻地覆地改變，他也無可避免地缺席。
起初，他也會安慰自己，以往像2016、2017年香港有事發生時，他也身處外地：「嗰啲 moment 我都會覺得，大家揀咗唔同嘅 path，有唔同嘅經歷、事業同歷程，OK 嘅，at one point 會converge（交會）嘅。」他需要做的，只是好好讀書、研究，待他日返港為民主運動作貢獻。
但他說，《國安法》通過、以及其後的初選47人案後，「你發覺呢個故仔係寫唔到落去，你發覺係 converge 唔到，你返唔到去、或者你冇辦法 safely 咁返到去，你返到去其實冇辦法 make 到你本身想要嘅嗰種 contribution。」
47人案提堂後，有好幾個月時間，周永康一起床看到新聞就會哭，全日「function 唔到」，晚上也無法入睡，一年下來，瘦了整整7公斤。那是一種巨大的內疚感和自我質疑：「不斷怪責自己，冇同啲同伴一齊坐監」，也是一種強烈而龐大的孤獨感：「你望一望窗外面，係一個多元種族嘅美國社會，如果你出去無啦啦喊，其實冇人明白發生咩事。」他甚至很不理性地想過，不如就此返香港坐監，至少之後可在香港活、在香港死：「反正你都要付出呢個 cost，你喺出面長期被分隔，定係你返到香港坐監，你都要受呢啲苦難。」
但周永康也深知道，現時的處境與傘運後的低潮性質上有別——當年他因公民廣場案入獄，尚會知道刑期，現在卻是面對一片未知。事實上，47人案那段時間，他認真地想過返港的可能性，還請教內地民運人士，獲得的意見是，或許保持低調一至兩年就可安全回港。「但你個感受就係，咁你香港已經死咗啦，咁你等嚟做咩」，他苦笑。「我好需要依家當刻去做一啲嘢，我覺得我自己係幫緊香港、或者係幫緊我身邊嘅人」，他的 emotional need 需要被滿足。
也因為如此，他最終下定決心：「既然都決定唔返去，咁你就去到最盡，如果唔係就冇嗰個意義。」
2019年6月，周永康留港三星期，參與六四30周年集會，也親歷6.9、6.12、6.16的遊行示威。他說，當時「絕對冇 realise 係最後一次」返香港。
自救的法門
一旦做了這個決定，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非自願的、與自己熟悉的。。。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3%80%90%E5%82%98%E5%BE%8C%E5%8D%81%E5%B9%B4%E3%80%91%E8%B5%B4%E7%BE%8E%E7%95%99%E5%AD%B8-%E7%95%B0%E5%9C%B0%E7%BA%8C%E5%AF%AB%E9%A6%99%E6%B8%AF%E6%95%85%E4%BA%8B-%E5%91%A8%E6%B0%B8%E5%BA%B7%EF%BC%9A%E8%88%87%E8%87%AA%E5%B7%B1%E5%92%8C%E8%A7%A3
週日 2024-09-29
獨媒報導
【傘後十年】
赴美留學 異地續寫香港故事
周永康：與自己和解
（編按：2014年，香港爆發一場史無前例、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十年過去，《獨媒》製作一系列報導，與讀者回顧雨傘運動的重要時刻，追蹤當中的關鍵人物今日處境為何，以及官方、民間分別如何述說這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
【獨媒報導】2019年6月，正在美國修讀博士的周永康，短暫返港，剛好目睹反修例運動爆發。在雨傘運動時擔任學聯秘書長、與黃之鋒和羅冠聰被合稱為「雙學三子」的他，下意識地想，運動怎樣協調？能夠迴避2014年的矛盾嗎？
但事情比誰想像中也發展得快。周永康返美後，運動演化為「無大台」、「和勇不分」，再後來《國安法》通過，香港社會巨變。周永康沒想過，那是他最後一次回港。
遙遙看着昔日同伴因初選案被捕，他陷入巨大的內疚和自責，甚至衝動想返港一同受苦，但回想當初，他正是想貢獻香港才赴外地讀書——當政治環境改變，他仍想嘗試，在異地繼續回饋香港。
傘運之後，周永康對人的情緒更加覺察、也開始思考如何在困境保持韌性。在成長階段受到政治運動的洗禮，「你好難同呢個政治運動脫勾⋯⋯嗰種好 intense 嘅經歷，對一個人嚟講，有佢終身受用嘅地方。」
十年過去，自言已由24歲的青年，長成34歲的中年，也長出不少白髮，周永康說他有耐性了、也「wise 咗少少」，學懂好好面對和安放自己的情緒。未來多變，不知道有生之年可否返港，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持續書寫香港故事，「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
無法安放的情緒
關於雨傘，還有此前醞釀一年的佔中，周永康腦海裡浮起很多畫面，混雜而紛陳。他記得戴耀廷發起「佔領中環」後，港大學生會在校園內辦「商討日」，看到數百名學生不為學業，單純地討論政治實踐和理念，讓他感覺「置身喺一個歷史洪流裡面」；也記得七一「預演佔中」，頭一次直面被捕風險，覺得有愧於父母，在後台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忍不住哭起上來。
後來學聯發起罷課、眾人衝入公民廣場再被捕，周永康至今仍記得，9月28日晚獲釋後，看到夏慤道萬人空巷，人潮沒有盡頭的震撼：「係一種好有希望嘅感覺，事情可能充滿住變數，可能真係可以改變到歷史嘅軌跡、社會嘅未來」，「會覺得雨傘運動或者佔領，可能會 lead us to somewhere。」
「但其實 turn out 係冇嘢會發生。」
2014年9月27日，公民廣場內，岑敖暉（左）與周永康（右）。（資料圖片）
2014年9月28日，金鐘夏愨道。（資料圖片）
憶起傘運中後期的情況，作為學生領袖之一，周永康坦言很手足無措、很徬徨。「雨傘嘅 conflict 係好大，大家好多撕裂，無論左、中、右咩派別，大家其實都冇辦法 come into consensus。」不同政治組織各有其受眾和考量，餘下學生組織勉強處理佔領者，但即使嘗試辦討論會，將各人的關注納入決策過程，在龐大而流動的佔領區，今晚與佔領者討論完，第二天又可能換過一批人：「冇一個方法係可以 accommodate 到唔同人嘅情緒。」
更甚的是，當不論萬人空巷佔領、持續動員、與政府對話也無果，運動陷入樽頸位。撤還是不撤？還是要改變政治策略？政治領袖無法達成共識，運動持續丟淡，人也越來越少和沮喪；強大的政治情緒無法安放，導致運動結束後，社會長達數年的內耗和撕裂。「你會覺得要清算一啲令自己感受上咁沮喪嘅人，你必須要搵一啲人為個運動負責」，多年後，周永康這樣理解當時參與者的情緒。
對運動「徒勞無功」的犬儒感，還有隨之而來的憤怒、仇恨、不安，如何可以重新轉化為比較有韌性（resilience）的政治能量？傘後數年，這個一直難解的問題，在2019年似乎迎刅而解：「最直接嘅方法就係 OK，其實有啲嘢係冇辦法 reconcile（調和）到嘅」——當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考量、可承受不同的代價，就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兄弟爬山」、「和勇不分」，以一種相對包容（inclusive）的理念，令各自的政治情緒得以安放。
2014年10月4日，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在大台上講話。（資料圖片）
尋找答案
當然，在2019年前的時空，這一切還是周永康苦苦思索的課題。那年學聯11月30日行動升級失敗，事後有線電視播出周永康訪問，旁白指學聯呼籲該行動「原來是想證明激進未必有用」，惹來猛烈批評；連同累積下來對學聯決策的不滿，觸發及後的退聯潮。周永康曾受訪說過，那段時間不想見人，甚至在街上改戴隱形眼鏡，怕被認得。
那時為尋找政治情緒的出口，他轉向佛學，數年來每周上佛學班，研讀經典。佛學強調「凡事有果必有因」、向內尋索，生命課題的重心，是認識和了解自己。「如果你話情緒係一種果，咁你要追溯佢嘅因喺邊度嚟」，周永康說，透過觀察自己的狀態，追溯背後的根源，他學習如何與內在的情緒共存，「be mindful，唔好畀你自己嘅情緒吞噬你自己」。而理解和照顧好自己的終極目標，是在面對各種政治壓力時，「你可以令到自己更加 politically resilient（有政治韌性）。」
2017年11月7日，終審法院批出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許可，入獄近3個月的周永康獲准保釋後見記者。（資料圖片）
雨傘運動後，不少學生領袖選擇留港從政，但周永康走的路有點不一樣。2016年，他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2017年因公民廣場案律政司刑期上訴得直，一度入獄近3個月；後來他終極上訴得直，再於2018年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地理學博士。
其實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周永康也有想過，要不要去參選。「但我覺得自己唔夠 wise，我覺得我冇足夠嘅政治智慧去帶領群眾。」加上一旦參選，無可避免要「砌低其他人」、吸引自己的目標受眾，「deprioritise 其他人嘅感受，prioritise 自己支持者嘅感受」，周永康覺得，那不能回應他當時有關怎樣處理不同群體政治情緒的思考。
「不如我都係去咗讀書先，幫自己 buy time。」去讀碩士、博士，周永康坦言想處理自己的情緒，也想獲取更多知識和分析技術，對世界理解多一些。香港問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問題？香港對中國扮演怎樣的經濟角色？如何處理傘運後反對陣營的矛盾和情緒後遺？⋯⋯
「呢啲問題，我都想要一個答案。」
2024年9月，美國華盛頓。
從內疚到行動
離港讀書裝備自己，對周永康而言，「當然都有 trade-off」。例如是，當反修例運動爆發，到後來香港社會天翻地覆地改變，他也無可避免地缺席。
起初，他也會安慰自己，以往像2016、2017年香港有事發生時，他也身處外地：「嗰啲 moment 我都會覺得，大家揀咗唔同嘅 path，有唔同嘅經歷、事業同歷程，OK 嘅，at one point 會converge（交會）嘅。」他需要做的，只是好好讀書、研究，待他日返港為民主運動作貢獻。
但他說，《國安法》通過、以及其後的初選47人案後，「你發覺呢個故仔係寫唔到落去，你發覺係 converge 唔到，你返唔到去、或者你冇辦法 safely 咁返到去，你返到去其實冇辦法 make 到你本身想要嘅嗰種 contribution。」
47人案提堂後，有好幾個月時間，周永康一起床看到新聞就會哭，全日「function 唔到」，晚上也無法入睡，一年下來，瘦了整整7公斤。那是一種巨大的內疚感和自我質疑：「不斷怪責自己，冇同啲同伴一齊坐監」，也是一種強烈而龐大的孤獨感：「你望一望窗外面，係一個多元種族嘅美國社會，如果你出去無啦啦喊，其實冇人明白發生咩事。」他甚至很不理性地想過，不如就此返香港坐監，至少之後可在香港活、在香港死：「反正你都要付出呢個 cost，你喺出面長期被分隔，定係你返到香港坐監，你都要受呢啲苦難。」
但周永康也深知道，現時的處境與傘運後的低潮性質上有別——當年他因公民廣場案入獄，尚會知道刑期，現在卻是面對一片未知。事實上，47人案那段時間，他認真地想過返港的可能性，還請教內地民運人士，獲得的意見是，或許保持低調一至兩年就可安全回港。「但你個感受就係，咁你香港已經死咗啦，咁你等嚟做咩」，他苦笑。「我好需要依家當刻去做一啲嘢，我覺得我自己係幫緊香港、或者係幫緊我身邊嘅人」，他的 emotional need 需要被滿足。
也因為如此，他最終下定決心：「既然都決定唔返去，咁你就去到最盡，如果唔係就冇嗰個意義。」
2019年6月，周永康留港三星期，參與六四30周年集會，也親歷6.9、6.12、6.16的遊行示威。他說，當時「絕對冇 realise 係最後一次」返香港。
自救的法門
一旦做了這個決定，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非自願的、與自己熟悉的。。。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3%80%90%E5%82%98%E5%BE%8C%E5%8D%81%E5%B9%B4%E3%80%91%E8%B5%B4%E7%BE%8E%E7%95%99%E5%AD%B8-%E7%95%B0%E5%9C%B0%E7%BA%8C%E5%AF%AB%E9%A6%99%E6%B8%AF%E6%95%85%E4%BA%8B-%E5%91%A8%E6%B0%B8%E5%BA%B7%EF%BC%9A%E8%88%87%E8%87%AA%E5%B7%B1%E5%92%8C%E8%A7%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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